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为什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 因为上海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格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市民构成。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红色基因一点点发展壮大，两者相辅相成，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如上海大学副校长段勇所说，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同样发源于上海，它们之间从来不应该被孤立地谈论。日前，第十六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虹口区海派文化中心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红色基因的挖掘应当是海派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海派文化海纳百川，但过去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常常囿于社会史的研究角度。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指出，海派研究应当突破思维定式，扩大普通民众对海派即为“旗袍”“老克勒”的认知，将红色元素纳入海派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之中。他说：“将现有的资源与上海的红色故事相结合，赋予建筑以生命，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以位于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纪念馆为例，其周围约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有40多处文化旧址。包括左联遗址、鲁迅藏书室、曹聚仁旧居在内，这些海派文化资源中无不蕴藏着红色的基因，而五星红旗更是在虹口的山阴路上诞生的。扩展到整个上海，据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遗迹约657处，现存有迹可考的440处。“上海的革命遗址遗迹还可以进一步整合，进一步深度开发。”在徐建刚看来，海派文化和革命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度，党史研究者与海派文化研究者也应当彼此关注。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熊月之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他指出，“清末民初的上海，是新学说、新思想的传播高地。正因为有这么开放的文化氛围，全国的进步人士才高度聚集于此。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名著都在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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