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民众为“血腥周末”中的受害者献花哀悼。东方IC

伦敦的治安状况近期成热议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访问英国前，曾指责市长萨迪克·汗“正在摧毁伦敦城”，需要为该市的治安状况担责。特朗普的评论固然夹杂了私人恩怨，然而，不少伦敦市民认同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的说法。

以今年5月伦敦警局的数据为例，当月全伦敦发生75717起案件，其中偷窃21528起，暴力袭击18731起，盗抢9660起，毒品犯罪3550起，性犯罪1671起，非法持有武器587起。

当然，如果横向比较的话，伦敦作为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这样的单月犯罪案件数在西欧其实不算特别醒目。根据统计，2017年伦敦平均每十万人中的凶杀率为1.6人，高于马德里（1.2人）、柏林（1.1人），但比巴黎（1.8人）、罗马（2.8人）要低。

虽然伦敦总体犯罪率近年来并无明显变化，属可控范围，但持刀行凶等暴力犯罪案件增长迅猛。仅2018年，伦敦持刀凶杀案就增长了12%。

持刀行凶，特别是伦敦的这些案件中，还出现过凶手无特定目标随机袭击路人的事例，引发社会恐慌。这一犯罪形式的蔓延，固然与近年来英国警力不足、刀具管制不力、帮派势力猖獗有直接关系，但也间接反映出英国国家治理机制存在的弊病。

首先，英国司法系统对潜在犯罪行为威慑力不足。犯罪分子对英国的监狱和暴力机关缺乏畏惧。80%的伦敦警察声称自己在过去一年内遭受过歹徒攻击，有三分之一的警察需接受医学治疗。

在功利主义的倡导下，英国司法和监狱系统的理念逐渐从单纯的惩罚转到寻求对罪犯实施有效改造，以帮助其回归社会。英国早在1965年即已在事实上废除死刑。随着对服刑人员人权的重视和相关人权法案的约束，英国监狱的生活设施也不断改善。按照目前的《判决指南》，理论上讲，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谋杀犯最短只需服刑15年就有可能获得释放。客观地说，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司法惩罚力度倒不是最弱的，然而，毋庸讳言，整个西欧和北欧对罪犯的惩罚力度，都存在过于宽松的现象。

其次，“政治正确”阻碍了执法部门的行动力。警方对路人搜身被指责侵犯隐私权，对重点高危人群加强盘查被指责种族和宗教歧视，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被人为政治化。刑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在英国却染上了意识形态纷争的烙印。近期，英国司法部将携带刀具等攻击性武器的刑期提升到了8个月，加大了惩罚力度，警方也重启了街头“随机搜查”，只是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持刀犯罪的行凶者和受害者包括了各年龄段、性别、种族、职业、宗教背景，但社会边缘群体的男性青少年既是持刀犯罪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受害群体。

▲英国伦敦警察封锁凶杀案现场。视觉中国

近五年来，持刀犯罪的青少年受害者数量增加了93%。在某些地区，黑人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受害者比例奇高。这说明，持刀犯罪还涉及更复杂的社会因素，包括难以摆脱贫困，价值观和人生观迷失，收入不平衡，多元文化融合不顺畅等。对于那些对未来不抱憧憬的边缘群体来说，持刀犯罪、毒品犯罪、帮派文化三者高度融合，背后是这些群体精神的迷惘、价值观的虚无、社会责任的缺失。

这些边缘群体被忽视，教育部门、家庭、社会管理部门都负有相关责任。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让这些读普通公立学校的青少年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家庭教育缺失，无人管教，导致这些青少年只能长时间在街上游荡。英国政府机构由于其运行理念，导致对娱乐产品中渲染暴力的内容，无法有效监管。

由此观之，伦敦持刀犯罪蔓延，既有其具体的技术性原因，也折射出在面对后现代、亚文化、边缘性群体时，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英国国家治理机制存在短板。

作者：陈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编辑：吴雨伦

责任编辑：陆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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