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报平安年画。瓶中竹，寓意祝颂平安。

海上第一名园年画。上海张园，1882年为张叔和购得，园内西式洋房、影院、网球场、照相室等一应俱全，为当时沪人集会游乐之处。

合家欢年画。一家三代，其乐融融，母亲照顾幼童，孩子们敲锣打鼓，吹奏唢呐，里屋孙子向爷爷撒娇，绽放的梅花点出了季节，整个画面洋溢着活泼祥和的气氛。

20世纪30年代，杭稚英绘制的月份牌绘画，两位身着旗袍的曼妙女子正在打高尔夫球。当时不少月份牌绘画以城市中产阶级作为主体消费对象，画面中大量出现了游泳池、唱机、电话、高尔夫球等高档消费奢侈品。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每逢春节，祖辈们都会恭恭敬敬地把年画张贴到墙上，用小笤帚轻轻刷拂，让它们妥贴地粘好。身后，喜庆的鞭炮冲天而起，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声。五光十色的年画，含有迎新喜庆之意，为百姓所喜闻乐见，成了每逢新年必定登场的年俗主角之一，它装饰着无数家庭的梦，点缀着一代又一代平凡的生活。

比起声名在外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上海本土也孕育诞生了中国年画的重要一支———上海小校场年画。除了“好事成双”、“神虎镇宅”、“百福临门”、“天下太平”等传统题材，小校场年画的风格特点，便是聚焦上海的风土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并率先采用石印法。一幅幅海派年画成了时代变迁的艺术缩影。漫长岁月里，年画衍生形成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人们在方寸画面里寄托了丰厚感情，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凶避邪，祈福迎祥。

时光流转，现代生活悄然改变了我们过年的形式，曾辉煌一时的上海小校场年画，如今更多印刷在明信片上，乃至变身为收藏界的宠儿。记者采访了相关民俗学者，回顾上海年画唤醒的本土味道和年味儿。

1880年至1910年: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黄金30年”

上海年画，因制作木版年画的工场作坊大都集中在豫园西侧小校场一带，故名“小校场年画”。小校场原是旧时上海驻兵演武的地方，在今黄浦区旧校场路，后因靠近老城隍庙，成为纸锭、香烛等上海民俗用品的主要生产和销售场所。

1860年，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不少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坊的业主、工匠，为躲避战乱纷纷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短短200余米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

在社会激变最前沿的上海，小校场年画恰在此时脱颖而出，焕发神采。当时最负盛名的年画庄有飞影阁、吴文艺、沈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之后，这些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年画外，还广泛聘请当时上海知名画家，周慕桥、钱慧安、吴友如、任伯年等名家都参与过年画稿创作。

传统年画中那种程式化荡然无存，小校场年画题材多样，技巧新奇，多取材民众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

其中既有表现小家碧玉尝试新式琴棋书画的题材，还有倡导发家致富的主题。如　《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　描绘十里洋场胜景，《中外通商》　表现中西方交往，《虎丘山景致灯船图》　推广苏州名胜，《合家欢》　《百子图状元及弟》　等年画由传统题材创新而来。回眸这些精美画面，洋人去教堂做礼拜，贵妇戴礼帽穿西服坐轿子，火车、马戏团等时事皆一一入画，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一览无余。

从1880年至1910年左右，上海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期大约有30年光景，现存的小校场年画绝大多数于这一期间印刷发行。这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史上“最后的繁荣”，上海也因此成为当时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历史悠久，产地众多，但最后的繁盛和改变却都是在上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作家冯骥才曾说:时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决定了年画的兴衰。

千百年来，年画直接反映了市民百姓情感和愿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乡土氛围，承载了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

清末，上海已演变成海纳百川、华洋杂处、工商业繁荣、国际贸易发达的大都市，新科技运用频繁，中西文化交流广泛。年画是以销定产的商业画种，随着城市发展，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不可避免地会左右年画的生产。因此，上海小校场年画与时俱进，突破了表现传统题材的旧习，及时反映上海国际新都市的新事物、新风尚，大量市民趣味渗入画中。

在近代上海文人画家中，吴友如、周慕桥两位画家对小校场年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吴友如主编　《点石斋画报》　时，周慕桥即是其得力助手，周慕桥很多画作对当时社会世俗进行了再现式描绘，笔下不仅仅是传统绘画中类型化的才子佳人，或概念化的亭台楼阁，而较多着墨现实生活中的市农工商和车船光电，适应了上海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广受瞩目。

大量年画传神勾勒出市井各业百态，生动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混杂交融的风貌。如　《新出夷场十景》　等年画中，蕴含了不少当时市民生活的特定场景和语言，这对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流变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又如　《三百六十行》　等年画，作者对“妇人坐轿男人走”等西方礼节表现出强烈好奇，其题画诗曰:“妇人坐轿男人走，后面跟只好猎狗，外洋风俗更稀奇，打躬怎消牵牵手。”活画出当时中外风俗的碰撞及国人反应。

此外，一些清末年画中，“礼拜”这一词汇得到广泛运用，这说明当时市民在社交往来中已有对“礼拜”这一概念的需求。《新刻希　(稀)　奇一笑图》年画中，作品上刻有“腌鲤鱼放生———死活勿得知”、“猢里　(狸)　精吃糖饼———怪甜”、“屁古　(股)　浪戴眼镜———屯光”、“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等几十条歇后语，这完全是来自沪上基层老百姓的语言，形象生动。还如题为　《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　的年画中，人物两旁的文字夹杂着当时流行的沪方言，典型描绘了晚清社会十种惧妻行为，有别于人们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固有印象，属民俗学的第一手资料，文献价值重大。

《打连　(莲)　箱　(厢)》　《荡湖船》等年画，原汁原味保留了清末江南地区民间戏曲活动的细节，甚至还印有大段唱词，对研究上海地方戏曲的历史渊源也是珍贵史料。

上海年画甚至对之后的连环画诞生也不无影响。在表现　《杨家将》《孟姜女》　等长篇历史故事时，画家将画分割成四至八个相等的小画面，有的还有前本、后本，分割成十余个画面，情节分别显现于各个小画面中，图文融合，拼合起来俨然就是精美连环画。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社会有一些非常稳固的精神内核，比如强调知足守常、安居乐业，追求个人与家族、社会以及自然的和谐等，而年画正是绵延不绝传递民间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些粗犷率直、简朴飘逸的年画，表达了人们最基本需求和期许:让美术从文人画的冷逸格调转向烟火气缭绕的现实生活。

月份牌引入西洋透视法和水彩画法，贴合新兴市民审美

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从中国传统年画中的节气表、日历表牌演变而来的月份牌绘画，逐步取代小校场木版年画，嬗变出上海年画史上新的历史时期。在艺术传承上，上海小校场年画可以说是月份牌的“祖宗”。

当时上海商业贸易繁荣，外商们为了吸引中国买主的注意，学习中国商号赠送顾客年历的做法，将神话传说、戏曲人物、美女寿星等内容印在广告上，画纸考究，印刷精致。逢年过节，这种漂亮实用的月份牌极受中国百姓欢迎，被买来悬挂张贴，或赠与友人。

任何一门艺术，都有不同的时代需求。在月份牌风靡时期，上海画家发现，仅有传统技巧远远不够，需要新的表现手法加以补充。周慕桥等引入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理论，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因符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而广受欢迎。后来他还融合西洋和传统绘画的优势，在20世纪初创造了大量具有鲜明海派风格的新颖广告画。

有学者发现，从印刷工艺和表现技法上来说，最初的月份牌大都采用石印或木板雕印，其传统的单线平涂笔法、木板年画与国画工笔相混的绘制技法，只能提供比较生硬、略显呆滞的样式，难以表现出细腻灵动的效果，尤其是人体的微妙质感。画家郑曼陀煞费苦心，新创独具风格的擦笔水彩画，先用不开锋的羊毫尖沾碳精粉揉擦阴影，使主体形象呈现出立体感，再用西洋水彩反复晕染，使美女肤色白里透红，细腻圆润，视觉效果极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商业迎来了黄金时期，杭稚英恰在此时应运而生，将月份牌艺术提升到新高度。当时业内评价说:周慕桥善绘古装女郎，郑曼陀擅长时装女郎，而杭稚英笔下最成功的则是充满时代风韵的摩登旗袍女郎，这正折射出上海开埠以来社会审美情趣的变迁，以及市民对美女形象的不同追寻。他的画风及完善商业运作机制也影响了当时众多的月份牌画家。

可以说，以郑曼陀、杭稚英为代表的月份牌年画，以其色彩艳丽柔和、形象细腻逼真，形成独特的“年画风景”。率先采用石印法的海派年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木刻年画向石印、胶版印制绘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