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1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学者、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10月已刊发45篇，11月将刊发9篇。
今分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文汇讲堂第48期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文汇讲堂第81、133期嘉宾）等著的《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旨在全面反映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图景，通过深入剖析现阶段中国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文化样式、信息传播、家国观念、民族国家认同、消费方式等维度上的现状及其时代变迁，以揭示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童世骏、文军等著，责编熊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05月出版，定价98元
【序言选编】
“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让精神文化生活高尚起来
从本书讨论的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角度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数据。
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堪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富足级别
第一是教育水平方面的。虽然在十七大以后的国家战略的大框架当中，教育常常被列入“社会建设”而不是“文化建设”的范畴，但我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显然与本书所讨论的“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有直接的关联。据估计，我国居民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49年分别为20%左右、6%左右、1.04%和0.26%，而在2017年则分别为99.9%、 103.5%、 88.3%和45.7%。换句话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那一年（2017年），我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不仅早就超越大众化的门槛（毛入学率15%），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毛入学率50%）的阶段。
第二是消费水平方面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精神文化生活显然是在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因此，衡量“现阶段中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角度，是现阶段中国大众在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以后所拥有的消费能力。著名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只显示“吃喝”而不包括“住穿”的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但对我们了解现阶段中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是能提供重要信息的。据统计，197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0.0%（其中城镇为59%，农村为68%）；2017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其中城镇为28.6%，农村为31.2%)；201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换句话说，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堪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富足级别。
“强起来”的目标也应指人民的精神力量要更强大
像在任何国家一样，从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居民消费能力的角度衡量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必须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别，所以我们并不能从全国范围的数据简单地得出有关大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明确结论。但必须指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考虑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教育条件和消费能力条件，还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理念以及相关政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在中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各级政府的支持重点。具体地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格局中，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不仅与“文化建设”直接相关，而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密切关联。可以说，文化部、财政部从2015年6月开始实施、在一年以后又下文扩大的“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既是我国现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现阶段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将对我国现阶段各方面发展提供特殊而重要的推动。
2015年文化部、财政部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之一、安徽（合肥）试点于8月31日在合肥启动
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的“强起来”目标当然首先是指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等“硬实力”更加强大，但它也应该蕴含着“四个自信”所包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软实力”更加强大的意思。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的“强起来”目标不仅是指国家的“外实力”或外部的物质力量更加强大，而且也应该是指人民的“内实力”或内心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强起来”因此与“站起来”和“富起来”一样，是以人民而不仅是国家作为其主体或载体的。说到底，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对于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总体上实现“富裕起来”目标的中国人民来说，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精彩起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高尚起来”，是新时代中国民众“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童世骏2019年春节于上海）
【正文选编】
国人的精神生活如何遭遇社交媒体的占领与侵蚀
在社交媒体中，无论是个体的自主和炫耀式展示，还是对政治的自由拼贴、想象与组装，作为用户的普通人在各自的精神生活和图景里，永远都在“狂欢”，一路上不断地“欢庆”。当某个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一呼百应时，当社交媒体被视为不可避免的数字化革命时，我们是否细想过，社交媒体所赢得的“群众”基础到底是什么？彼得斯（Jone Peters）十余年前曾感叹，技术的发展让人走得更近还是导致交流的无奈，如今罗文客（Geert Lovink）则提出另一个命题，基于可持续的交流、强连接、感性和想象力，我们能否超越既定的新媒体文化形式（例如Twitter或Facebook），超越线上/线下、参与/排除的简单思维，从而锻造社会交往与组织的“另类”形式？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代表了谁？又能代表谁？
21世纪破晓以来，人们深信互联网、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中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将为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等地的国民带来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如今，随着社交媒体的激增，在中国，社交媒体推动民主化趋势几乎已成为一种共识，甚至成为主导中国普通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准则与教义。
近年来，中国形成一个以自由派记者、公共知识分子和律师为主的微博意见领袖。自谷歌撤华事件开始，他们呈现出非凡的话语能力，有效地操纵了论坛、博客等网络空间的舆论导向。随后，他们青睐将Twitter（推特）和新兴的微博作为其社会动员的平台。2011年7月23日晚，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10天内，“触发了数百万条微博消息”，这成为“提供事故准确细节的一支推动力量”，或“寻找失踪的遇难者的平台”。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简称IRI）分析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28日10时，以‘温州动车追尾’为关键词的微博有9616248条”，甚至有学者称，此次事故是“中国社会舆论的转折点”。在围绕7·23动车事故而展开的网络发言、争论、激辩甚至传谣中，中国中产阶级借由微博，首度形成相对齐整的“言语—行动”。当“公共”的邻避性与地区性上升为全国性时，加上微博不失时机地成为中产阶级展现与底层在消费趣味、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的社交平台，他们以一种被既有偏见同化的“表演式书写”符号，共同分享以往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情绪、思想、知识与价值观，在已搭建的（却暂时的）、相互支持的全国性网络中开始结合成重要的社会力量。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站出来”的集体行动带有极强的偶然性，是各种脆弱、不稳定、难以预测的因素微妙地“凑”在一起形成合力的结果。最终，微博成为政府与网络中产阶级之间至少从表面上看属于合法、实质上却仍未合法化了的沟通方式。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试图通过激进的方式践行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政治分歧，形成一家被高度网络化、媒体化、由政治异见者组成的专属“高档俱乐部”，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成员“受限于捍卫特定团体之特殊利益，永远都在孤独的斗争之中”。所以，此处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在微博上、在现实的精神生活中究竟代表了谁？他们又能代表谁呢？
2015年11月微博热门话题月报 （来自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6-01）
微博的“去政治化”转型：话题转向网络娱乐与商业营销
虽然微博公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中显示，2018年9月的月活跃用户数（MAUs）较上年同期净增约7000万，达到4.5亿，平均日活跃用户数（DAUs）较上年同期净增约3000万，达到2.0亿；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官员、企业也纷纷在新浪微博上开设公共账户，及时对外发布讯息，但微博作为“公共议事厅”的职能在体制、资本等多方的张力下，呈现明显的无害化和去政治化色彩。
在经历2011、2012年的微博全民大狂欢后，2013年至今微博的政治影响力逐日下降。直至今日，历经两年的洗刷、涤荡与用户的更新换代，微博话题排行榜前十位已不再是风光无限的政治议题，取而代之，娱乐、八卦、CP等粉丝行为与公关营销位列其中。徒留下娱乐人物、明星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及其大量拥趸，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僵尸粉和“强势”、无孔不入的推广号。
CP，英文couple，中文“一对”。现在流行CP，后者其实没有性别观念，男男、男女皆可，但微博上几乎成为“基情集中营”。《美国队长2》着实在国内火了一把，与冬兵冬兵，Winter Soldier，系美国漫威漫画旗下人物，为影片《美国队长2》中主要角色之一。密不可分。冬兵和美国队长美国队长，Captain America，系美国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为影片《美国队长2》中主要角色之一。在影片中和两位演员在首映礼、发布会中的互动，让粉丝尖叫不已，并被制作成GIF图片在微博上广为流传。
国内外不少娱乐经纪公司通过新浪微博进行的市场营销策略也有意迎合这样一种想象，特别是韩国国内的经纪公司例如SM娱乐公司所打造的男子组合，不同类型的组合成员旨在吸引最多的女性粉丝，每位团体的组员都被打造成各种“理想型”的角色以抓住不同的粉丝人群。因此，分别具有“攻”或“受”气质的成员被CP在一起，共同塑造礼貌、努力工作、有责任的形象，他们一起努力，相互支持。
《美国队长2》海报
当微博高度政治化的时候，消费和娱乐行为往往退居二线，否则社会评价和舆论会变得异常苛刻，娱乐也会受到政治归属和身份的严厉拒绝；而当这一趋势受到外在压力自动终结、走到尽头时，日常生活化的插科打诨、娱乐或社会事务的不费吹灰之力的围观，以及粉丝文化的再生产则会迅速占领既定的微博领地。
微信好友圈：建构或消解热点，成为情感堆积的集群场所
微信，作为反微博的社交媒体，因其朋友圈的封闭性，而迅速成为新一代拥有人数最多的中国社交媒体。微信成为国人生活必备品，从幼儿园小朋友（幼儿园建家长群已极为普遍）到退休爹妈，人人都在追赶和享受社交快乐。
从2014年开始，微信朋友圈几乎每两周就能诞生一个引发全民讨论的热点议题。这些议题中有一大半与公共事件或现象有关，几乎每一条新闻热点都是从微信上开始发端，微信已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议程的影响者甚至是设置者。这些热点事件发生初期，微信从满足窥私欲望的自拍和自我炫耀式的平台迅速“转变”成情感堆积（或暴怒或感动）的集群场所。
一方面，这些事件属于容易建构，也易于消解的微信热点。能调动网民的微信热点（无论是公共事件、无厘头的亚文化现象还是谣言传播），诉诸情感而非理智是其中的关键点。这种情感热度让关注点能够迅速建构，一旦微信等社交媒体的非理性态势形成后，缺乏有效的理性分析与信息补充，它被解构的过程也很迅速。而情感被调动之后缺少必要的理性分析，会极大消解网络议题的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事件在微信空间的发酵，离不开熟人网络基础上的“圈层化”。基于互粉基础和熟人网络的微信当前发展的另一特征就是圈层化，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交集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半开放的网络空间。微信朋友圈的基础构架仍然是现实的社交网络，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相同政治立场、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容易在微信上建立更加独立、不被打扰的空间。虽然朋友圈极大地填补了碎片时间，但这种填鸭的态势也容易蜻蜓点水地掠过本可能改变社会的重大议题。
社交媒体在新的代际、不同社会、经济或文化群体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加深，提醒我们注意微博或微信上的文化多元性，以及进一步分化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及其此消彼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社会事件和不平现象，召唤着上述群体的热情义愤，未来似乎存在可能对他们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进而推动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到来。
——袁琭璐选编自第四章第三节《社交媒体与网民公共参与的演变》，标题为编辑所加
【目录】
【作者简介】
童世骏，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二十余种，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中西方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英文）等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译作。
文军，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兼任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20本各类著（译）作、教材（含合著），学术成果曾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编辑感言】
当物质基础达到一定程度，人们自然而然会有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各种线上线下活动随之扑面而来，现在不少书店也从“卖书”转向“卖生活”，每周开展若干场公益讲座、读书会、朗诵等活动，广泛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呼吁市民学习经典名著，俨然成为公共阅读资源的有力补充。随着改革开放走过了轰轰烈烈的40年，各类文化阵地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多元的文化选择正在让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更有内涵。本书作者通过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个案文本的深度诠释，多维度剖析了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尤其针对人手必备的社交软件的影响思考，读来颇具共鸣。（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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