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实施的选修制和学分制是谁首创的？谁创造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教育小说？中国近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来要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人是谁？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人——陶行知。在不长的55年人生当中，他倾尽毕生精力办教育，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董必武誉他为“当今一圣人”，宋庆龄赞他“万世师表”。先生所具有的“爱满天下”和“求真、奉献、爱国、创新”的精神，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等教育主张，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今年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10月16日，上海市宝山区文旅局联手朵云书院，在江畔云端的上海中心52层，在上海之巅温暖的书香气氲里，以一场真诚而生动的主题沙龙来纪念先生，温习先生的故事、主张和教诲，讨论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传承和发扬先生的精神和思想，深刻理解生活和教育的关系，做真教育。

陶行知和宝山有着很深的缘分，可以说宝山是先生的第二个故乡了。这段缘分始于1914年，那年陶行知从上海宝山的吴淞码头出海，赴美留学。1917年先生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政府关闭，陶行知避居上海。后从上海逃亡日本，又于1931年春潜回上海，此后便一直在上海从事各种教育、社会、文化活动，酝酿新的教育改革。

1932年5月至8月，他的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申报》连载，讲述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阐释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便是学校，生活便是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并首次提出创办工学团的主张：“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后来他的设想在上海和宝山之间的大场乡村实现了。从1932年至1937年，山海地区近十里方圆内的农村，几乎都成立了工学团，有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5年抗战一结束，陶行知便积极筹划将育才学校迁至上海的宝山。由于长期的辛苦劳累，加之国民党特务的迫害，1946年7月25日先生突患脑溢血逝于上海，壮志未成。而宝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高举先生教育的大旗，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发扬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思想，并在长期“学陶师陶德”的过程中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沉淀为宝山的教育文化基因

在“纪念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系列活动“生活即教育——今天我们如何做真教育”沙龙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儿童问题研究者吴斌荣三位嘉宾围绕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的核心教育思想，以全新视角，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和接受世界四个维度走近陶行知，探讨“今天我们如何做真教育”这一现实而重要的话题。

作为《陶行知大传》的作者，周洪宇率先讲述了陶行知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走进世界知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经历、“知行”改“行知”二易其名、“小先生制”等小故事。“我们一般说陶行知是教育家，实际上他还是思想家、文学家。” 周洪宇透露，在其他的领域里面，比如说文学，陶行知创造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教育小说，创造了很有影响的杂文集，且都是在上海创造的。他还创造了散文、诗歌，有五本行知诗歌集。另外他大力地推动图书馆运动，推动博物馆运动，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他创办了多所期刊的杂志，做主编。他创办的出版机构——大智出版社是在上海。他发动了科学下架运动和科学普及运动，也是在上海。“可以看出来，陶行知的创造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我在三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里面，题目叫《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我提出来一个观点，陶行知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学人。”

“陶行知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要比在高等教育界更大，但其实先生留学回国最初一段教育经历却是在大学，同样也是干得有声有色。”杜成宪说，他举了两个鲜为大众所知的例子，一是1918年陶行知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期间提出的《改良课程案》，该案计划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建议学生所学课程分为必修和任意选修两类，学生可以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跨学科），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等。1920年课程方案获得通过。这一改革引领了中国大学课程改革的潮流，逐步为全国所接受，至今都是大学的基本教学管理制度。二是我们常用的“教学”一词的表达并非从来就有的，是陶行知第一次提出用“教学”表达“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共同活动”。先生有感于中国的学校普遍存在“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严重脱节，于是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以加强教、学的联系和突出学生学的地位。当时学校教务会议激烈辩论了两个小时，先生的提议未获通过。但陶行知身体力行，写文章、作讲演，倡导和使用“教学”“教学法”。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说法，1923年“教学”基本取代了“教授”。“教学”和“教授”虽是一字之改，所表达的理念却是截然不同。

“先生从来都是相信‘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他是孩子们的朋友、兄长、慈父、严师。希望我们今天的家长、老师也能像他那样看到孩子、听到孩子、相信孩子。”吴斌荣坦言，她的 “边过日子边教育”丛书，写作源自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这一思想从她读师范那时便刻在心里了。事实上，在中国，做教师和做家长的，怎么能不读陶行知呢？

沙龙期间，宝山区图书馆朗诵团成员邬建华为大家朗诵了陶行知家书——《科学的孩子—致陶宏、陶晓光》，“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活动”获奖者张宗炫、李欣颐为大家朗诵了陶行知创作的诗歌。“如果我是一个小孩，我不要恐怖，我不要饿肚，我要玩得高兴，我要有机会长进。”“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您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深情并茂的朗诵声，让人们更直观地陶行知的大爱。

作者：李婷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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