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但在时代变革中面临极大的考验，甚至有过枯竭的危险。在付秀莹这里，在这一两年来其他作家关于乡土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乡土写作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可能性。”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作家付秀莹的《陌上》《他乡》《野望》构成了乡土写作的三部曲。

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日前展开线上研讨。李敬泽表示，《野望》将乡村振兴这种宏伟的主题实实在在落到人们生活经验中，大时代的运行和变迁，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经验中、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形塑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野望》既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小说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激流深处。沸腾的乡村大地生机盎然，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浪花飞溅。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与时代风起云涌呼应，互为镜像。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焕发出传统美学光彩。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表示，《野望》以新时代、新乡土为大的背景，以一户或几户人家的生活变迁辐射整个“芳村”的沧桑巨变，映照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生成的新局面。女主人公翠台一家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勾连着丰富复杂的时代表情。

“乡村题材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富矿，今天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北方乡村正在发生什么？”评论家李师东表示，《野望》呈现了时代风气之下乡村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在评论家岳雯看来，《野望》是乡村土壤里长出来的小说，它栉风沐雨、节节生长，在付秀莹的叙述中乡村不再摇摇欲坠走向衰败、瓦解和幻想，恰恰相反，“外部的进入让乡村有了新的力量，一成不变的乡村有了生机和活力，困扰翠台们的日子有了转机和生机，而这个生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是从他们的内心深处长出来的。”

从《野望》中可以清晰看到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一开始是悬浮状态，慢慢嵌入到乡村日常生活中。评论家徐刚认为，小说背后有一种总体的思考，就是如何让乡村真正富裕起来，从侧面回答了为什么进行乡村振兴。在杨庆祥看来，三部曲《陌上》《他乡》《野望》通过持续的书写，构成了独特的芳村原点，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新的文学的地理空间。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引发了评论界热议。张清华认为人物翠台是承上启下的70后乡村人物代表，“她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内心留守乡村很多旧传统，但是她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新观念，有相对清贫的生活和忍辱负重的性格，是朴素的，也有小女人的私心，总体上是厚道质朴的，也有与时俱进的可能，是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典型。”

张晓琴形容，翠台“已经不是铁屋子里沉睡的女性，她清醒，内心丰富、敏感，做事比较有魄力，同时也有强大的人物叙述功能。”

“翠台念叨着、遵循着、持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种中国人的伦理，是慢半拍与时代变化的生活相随而行，她召唤我们回家，替我们守护传统的乡土中国。但翠台又是接受变化的，并且她和作家，和我们一样，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的现实和未来是开放式的。”李蔚超说。

何平从代际角度观察谈到，70后作家中很多是从书写乡村作为文学起点，但持续写且不断回应乡村现实的不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写行进中的中国乡村？《野望》不只是作为付秀莹个人写作史上完成度高的小说，也是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有提问能力的作品。乡村是她精神的故乡，也是她的命运共同体，就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写到，他的写作是献给同胞和亲人。某种意义上，付秀莹也是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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