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中国》
韩茂莉 著
新经典·琥珀 | 文汇出版社出版
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历史决定思维的深度,地理决定视野的广度。《大地中国》是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写给大家的历史地理通识,26个专题,贯通上下五千年,遍及南北东西,涵盖了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问题。
侯仁之先生说,历史地理是“昨天、前天的地理”,本书将历史的时间体系纳入地理空间, 依循山河地理,讲述历史上的那些事,城市、农田、牧场、道路、关隘、江河、集市、寺庙,每个题目都是大地上的一块耀斑,虽然不能涵盖大地,却有着地理的魅力。
>>内文选读:
河西走廊:东西部的咽喉
甘肃省得名于甘州与肃州,甘州是张掖,肃州是酒泉,而无论甘州还是肃州,都位于河西走廊。偌大一个甘肃省,一省得名全出自河西走廊,可见这里对于全省不同凡响的意义。
河西走廊处于南北两大山体之间,祁连山、乌鞘岭在南,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在北。一南一北两道山体构成的走廊地带,却是一片广阔的土地,东西跨度大约九百公里,南北宽达一百多公里,如此宽广的地带,因夹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走廊地形的特点十分鲜明。其实,地理学界将这里称为走廊,并不仅仅因为地形像走廊,关键在于河西走廊在中国的大地上拥有重要地位,这里不仅地处东西交通的咽喉地带,而且凭借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绿洲,成为东西交通大道上的物资支撑点。
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众生。无疑,说起河西走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无过于“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诗句,苍凉而激昂,即使跨过了两千年,后人也不会停止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两千多年前造就汉代关城的人物早已远去,但他们的足迹却未消失,行行列列,留在边塞,落在绿洲。
今天的甘肃省,GDP 远远落后于东部各地,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有着不凡的战略地位。河西走廊凭借自身重要的地理位置,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被纳入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在经营西域之前,首先在祁连山下的绿洲设立了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是中原王朝在河西走廊设立地方行政建制的开端。河西走廊的地形使这里成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为了控制这条道路,汉代不但设置了河西四郡,还在冲要地带修建了关口,即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玉门关。与关口连接的是长城,西汉长城西端始于玉门关以西,向东延伸至辽东一带。如今,从玉门关外远远望去,汉塞依然横卧于沙漠瀚海之中。关口、长城与四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延伸至西部的军事防御体系。
关口是控制河西走廊的要塞,冷兵器时期的关口往往设在山河之间的险要地带,但当我们打开地图,在阳关、玉门关所在之处看到的却是一片平旷之地,无险可守,那么为何要在这里设关?古人设置在这里的关口又在控制什么呢?一连串的问题,只有踏上阳关、玉门关故址,才能获得准确的答案。河西走廊地处中国年降雨量400 毫米等值线以西地带,那是一片干旱地区,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水资源比任何东西都宝贵,河西走廊西端的两个关口恰恰都与水源相关。玉门关的设置与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有关,这条河流从源头一路向西流入沙漠,西汉政府在河水所经之处设立关口,控制了水源就等于控制了这条道路,大漠之中无论商人、僧侣,还是军队,都必须经过这里,这就是关口设置在此的缘由。如今,我们在玉门关附近的方盘城下,依然可以看到古河道留下的遗迹。玉门关如此,阳关的选址也与水源有关,阳关控制的不是河流,而是一片湖泊,那也是沙漠之中稀缺的水源。
汉代关口的位置与水源相关,明代的嘉峪关则成于地形。明代为了防御北方草原民族南下,于永乐年间开始修筑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嘉峪关,形成了一道军事防御屏障。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河西走廊南北方向最宽处超过一百公里,但两道山体却在嘉峪关附近逐渐靠拢,利用地形特点,嘉峪关设在两山距离最窄的地段,一道关城将南北两山联为一体,如同一道拉锁,锁住了西行之路,成为河西走廊西端的门户(图15)。
图15 河西走廊地形
古人设置关口,多出于军事、交通以及税收目的,然而,无论关城设在何处,支撑关塞存在的物质基础都来自绿洲。
河西走廊位于年降雨量400 毫米等值线以西地区,若没有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绿洲,农业便难以发展。唐朝诗人王之涣有诗云:“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尽了河西的苍凉与雄阔。“春风不度玉门关”描写的就是当地的气候特点,每当春夏,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会将海洋水汽输送到内地,中国东部的大地迎来降雨,然而河西走廊地处东南季风可抵达的末端,春风不度,难得甘泽。在年降雨量200 毫米以下的干旱气候区,绿洲之外的地方若失去冰雪融水,就是戈壁与沙地。正是气候原因,使得河西走廊的景观呈现为绿洲与戈壁、沙地相间分布的状态,于是今天的我们出敦煌城不远,就可以看到沙漠中的月牙泉。
西汉时期设置的河西四郡正处于绿洲之中,为了能在绿洲上扎稳脚跟,汉武帝陆续从内地迁移来二十八万人,从此绿洲上有了稳定的农业生产。考古学界在嘉峪关附近发现了几处魏晋时期的墓葬,墓室中的数百块画像砖成为研究河西走廊以及中国农业技术史、物质文化史的珍贵资料。宴饮、伎乐、庖厨、家畜、出行、狩猎、农耕、采桑、畜牧、打场、配种、驿使,画像砖巨细无遗地描绘了生活中的场景,这一幅幅连环画似的画面,展示的不再是苍凉,而是动人的生活。
且从农业着眼。农事活动中的耕地、耙地、耢地,以及此后的播种、收获,几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被记录在了画面中。画像砖上那些操持农事的人物,鲜活而生动。图16 的画像砖描绘了夫妻二人,丈夫在前面整理土地,妻子在后面播撒种子,娴熟而默契。再看耙地的农夫,他们或站在耙上,或蹲在耙上,悠然而自如。一幅幅画面,让我们几乎忘记了这是干旱地区的绿洲,仿佛走进了川原膴膴的中原大地。敦煌是一座我们熟悉的世界性艺术宝藏,但敦煌留下的与农业技术有关的画面,远不及嘉峪关画像砖多,且不如嘉峪关画像砖早,这样看来,嘉峪关画像砖的价值更非同寻常。
图16 耕作图
文化交融,留给人们的印象多体现在艺术、宗教,乃至文学、语言方面,但我们却在嘉峪关画像砖中、在耕地的农夫身上看到了文化的信息。同样是耕作的农民,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画面中有汉人,也有胡人,图17、图18 中留着胡子的耕作者,显然是一位胡人,他熟练操作农具的样子毫无违和之感。可以想象,当年在这一处处绿洲上持耒耕作的,是一个汉胡共存的群体。那时,河西走廊不仅有来自中原的农民,也有来自草原或更远的西域各族人民定居,绿洲的农业生产环境使这些原本为农、为牧甚至经商的人们,渐渐融入耕作土地的行列中,成为绿洲上的农民,那一块块画像砖就这样成为文化融合的记录者。
图17 耙地
图18 犁地
然而,河西走廊不只有绿洲,还存在戈壁、沙地。当年的河西走廊,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观相近,绿洲之外,不能耕作的戈壁、沙地往往成为放牧的场所。画像砖上不乏挥鞭驱赶畜群的牧人、跃马骑射的猎人,他们展现了河西的另一种生产方式(图19)。
图19 射猎
有农、有牧,那时居住在河西走廊的人们,生活的丰富程度一点不逊于中原。采桑、杀鸡、宰猪、蒸馒头,画像砖上的各种生活片段生动而鲜活,仔细端详杀鸡、宰猪的画面,不禁会想起《木兰诗》诗中“磨刀霍霍向猪羊”招待客人的场面,只不过这次场景不再停留在文字中(图20、图21)。
图20 杀鸡
图21 宰猪
以河西走廊为落脚点,东西之间的文化交融不仅表现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也保存在艺术中。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莫高窟,排列在河西走廊沿线,使这里成为世界级“石窟艺术走廊”。留在这些石窟中的壁画、雕塑,主题从佛家世界到世俗生活,技术手法与内容选题融东西方艺术为一体。在感受艺术震撼的同时,我们将视线集中在了敦煌莫高窟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上,这幅壁画讲述的是一位河西走廊本地人物的故事。河西走廊地处东西交通咽喉地带,历史上因战事、商贸,乃至西行求法,过往的人物不可胜数,而张议潮却是河西走廊本地人。唐中期,公元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在西域、河西一带的军队纷纷内迁,吐蕃乘此机会进入河西,设置在这里的甘州、瓜州等相继陷落,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河西一带脱离了唐王朝的控制。848 年,沙洲人张议潮发动起义。此后在朝廷的支持下,以沙州(今敦煌)作为根据地,起义军先后收复了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州。851 年,张议潮将瓜、沙等十一州版籍献给朝廷,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终于回归唐朝,张议潮被朝廷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描绘的就是张议潮出行时的仪仗,旌旗飘扬,雄风凛凛(图22)。
图22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敦煌莫高窟156 窟
无论怎样的人物,无论何样的往事,都已会随着时光远去,唯有大地依然存在。若将河西走廊放在整个国家的视角观察,不难发现这里正处于丝绸之路的关键地段,从河西走廊西出阳关进入西域,向东越过陇山,便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因此,九百公里长的河西走廊,可说是万里山河中不可忽视之地。河西走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如此,留在这里的文化宝藏更让后世惊叹。也许,当我们真正踏上河西的土地,看到的还不止这些。
>>作者简介:
韩茂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作者:韩茂莉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