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大思想家的文艺小书，初代播客元老本雅明的营业时光。

从女巫审判到德意志历史上的传奇盗贼，从被火山灰掩埋的意大利庞贝古城到中国广州一座戏院的火灾，从打工人如何升职加薪到德国人的阅读取向，当本雅明拿起麦克风时他会说些什么？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编织日常生活与都市怪谈，天才思想家如何打造属于他的“声音王国”？十则儿童广播故事，一部儿童广播剧，还有各色广播谈话的探索，开启尘封近百年的奇异广播世界，领略本雅明思想迷宫中最迷人的一处角落。

《本雅明电台》由厦门大学副教授王凡柯对《本雅明全集》中的广播作品进行选编和翻译，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主要在柏林广播电台和在法兰克福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节目的文稿，并邀请了《本雅明传》译者、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王璞撰写导言。全书共分为“青少年广播”“广播谈话、广播剧与教育广播剧听觉模型”“关于广播的反思”三个部分。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犹太裔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哲学家，被称为“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欧洲最后一位文人”。本雅明认为电台是教育的剧院，是“孩子的启蒙”的绝佳媒介。这些广播的内容来自本雅明自身的童书收藏、报刊记录，以及关于自己家乡的童年回忆或异乡的城市速记，并且本雅明将他的现代性反思贯穿其中。在书中本雅明将他复杂的思想引导给广大观众，让人们受益于这位20世纪最受尊敬的思想家之一的新声音。

《本雅明电台》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凡柯 编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大众普及的两类方式——广播剧的基本原则

对于读者来说，广播剧《当德国古典作家写作时德国人在读什么？》是试图探讨无线电广播与大众普及之间深刻关系的绝佳范例，而这种大众普及性也正是无线电广播在文学领域中应当致力追求的目标。对于广播的所有革命性方面来说，它是或者应该是最具创新性的，这与我们对大众普及的理解有关。传统的旧观念总是认为，具有大众普及性的表达方式，无论它多么有价值，都只有次要的衍生价值。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广播收音机发明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出版形式是实际以大众普及或大众教育作为目的的。尽管我们有书籍、讲座以及报纸杂志，但这些传播方式与专家圈子中相互交流学术研究进展的传播形式没什么不同。因此，大众的表达方式在过去不得不采用学院的形式，并且不得不放弃自身独特的方法论属性。它被深深地束缚在这样的条条框框之下，为某些知识领域中的相关内容或多或少地套上一种吸引人的形式作为包装，在某些情况下将其与共同经验和常识联系起来。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经验的传达并非总是直接性的，而是通过间接的二手途径。大众化普及是一种低等的技术，只要看看针对它的公共性评价就能深知这一点。

无线电发明之后最为瞩目的成果之一，就是看到广播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上述陈见。凭借着其自身开创的技术可能性，那就是在同一时间与不可计数的广大民众进行实时交流的能 力，大众普及超越了其善意的人道主义意图，并转变为一项拥有自身形式规则和艺术法则的志业。在这方面，它的飞速发展一点也不逊色于过去几年中广告技术的突飞猛进。就经验而言，它意味着：传统的大众普及路径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并以相同的方式宣称科学自身同样推动着大众普及化的发展，但是省略了更为艰巨的思想路径。这种大众普及方式究其本质而言就是这样一种省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大众普及的推进方式无异于教科书的版面编排：正文部分用醒目的大号字体排印，附加部分则用缩小字体。然而，广播媒介的志向在于寻求更为广泛、更为强烈的大众普及程度，当然无法满足于上述途径。它需要从大众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对材料进行彻底的改造和全面的革新。因此，它无法满足于用瞬时的刺激来吸引听众的兴趣，只给好奇的听众提供他们能够在所有历史悠久的演讲厅中都能听到的陈词滥调。相反，广播媒介需要去说服听众相信他们自己的价值，让他们相信就客观材料而言他们的自身兴趣本身就具有客观价值；他们的疑问，哪怕没有被广播室内的麦克风说出来，也将唤起新的科学探索。由此，以往盛行的科学与大众普及之间的外在关系被这种新的形式所改变，被一种科学内部或许无法生成的方式所取代。因为我们所探讨的是这样一种大众普及，不仅科学出于群众的立场而调动自身，它也在科学的方向上发动群众。总而言之，真正的大众兴趣总是非常活跃而充满生机，它能改变构成所谓知识的材料，也能影响对科学自身的追求。

这些教育工作的形式越是活泼生动，对这种教育需求的认知就越是深刻，那就是作为真正生动的知识展开，而非抽象的、无从验证的、归纳总结的铺陈。因此，上述所言尤其适合广播剧，因为它本就具备教育的特质。就文学性而言，广播剧不可能仰仗各种语录摘抄以及对各种作品选段和通信断篇的挪用，以某种工匠艺术把所谓的对话胡乱地拼凑在一起；它也不可能拥有憨蛮的勇气，让歌德或克莱斯特在麦克风前朗读编剧写好的脚本。因为这两条路都行不通，所以只有一条路径可行：直接处理科学性的问题。这正是我尝试创作广播剧的缘由。在这里，代表德意志精神的英雄人物并不会直接出场，播音员也不会往听众的耳朵里强行灌输尽可能多的作品摘录，它们都似不甚合适的做法。为了获得足够的深度，就得有意地从浅显的表层出发。其目的是向听众展示事实如此普遍又如此毫无必要的东西，以至于引起了这种类型化：并不是说文学内部，而是就日常中关于文学的讨论。正如人们平日里能够在咖啡馆、书展博览会、拍卖会以及散步途中能听到的那样，这些对话以变幻莫测的讨论节奏，穿插着有关诗歌流派、报纸杂志、审查制度、图书交易、青少年教育与借阅图书馆、启蒙运动与愚民政策等主题而展开。此类对话也与当下最进步的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更加深入地探讨影响文学创作的历史因素。在这里，有关图书价格、报刊文章、讽刺文章以及最新出版物（它们本身就是人们能够想到的最为日常浅显之物）的争论得以重新审视，这项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研究中最为表层的基础任务之一，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任何所谓创新的后续创造都需要建立在有据可查的事实追溯上。简而言之，这部有争议的广播剧力图与最近所谓的大众社会学的研究态势保持紧密的联系。若这部广播剧能够——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像吸引普通外行那样同样吸引到专家学者的注意，那就是它最大限度的成功。由此，一种关乎新的大众普及的概念似乎也获得了最简单明了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