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林而言，站在冷战的高度，思维的一元模式所造成的危险不仅仅危害学术，也影响了现实和当下。其实，这不就是“伯林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阿隆著)、《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著)和“伯林版”的“封闭社会(波普尔语)”吗?多伊彻恰恰是契合于这些表述的“活化石”。

　　多伊彻的确在左翼阵营中有着振臂一呼的影响力。《新左翼评论》(NewLeftReview)和《现代》(LesTempsmodernes)的编辑都对他敬仰有加。他虽然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因为他的斯大林主义和亲苏立场，因为他与伯林不相上下的写作和讲演天赋，因为他通过媒体能轻易深入人心的能力，他的托派色彩似乎被对冲了。

　　针对伯林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多伊彻写过一个充满批评的评论。多伊彻认为，伯林在其中既无分析，也无辩论，言辞充满着宣告和高谈阔论，就像大而无物的修辞学家，“并非过分谨慎或过分精确”。伯林认为多伊彻的评论“比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令人生厌”。伯林的确向来对批评意见比较在意，但他对多伊彻的憎恨有更深和更复杂的渊源。他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三大册书信提供了大量他不待见多伊彻的证据。伯林在信中写道，自己的学术思想遭到了过深的、过于夸张的憎恨，多伊彻华而不实且缺乏诚信，任何时候都有令人作呕的本事。伯林声称不会对多伊彻任何一篇有关列宁的文章作出回应，因为“我恨死他了”。伯林认为，多伊彻“即使就其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准而言，都是不够诚信的”;他是一个“列宁时代的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在他判断冷静和语气温和的表象之下”，有一种“冰冷的狂热”;他是“将事实关进教条主义的铁框、反对内心和良知所告知的一切的真理的曲解者”之一;他承诺“完全的信条”，因此反而缺乏“诚恳和独立”，他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是个“欺骗概念”;“没有任何一个苏联专家像他一样，有关当代苏联的文章一次又一次被苏联的现实嘲笑”;他“向左翼和右翼都猛力投掷带毒的飞镖，只保全自己托派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小阵营”;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敌对者，他确信无疑地憎恨着西方”。

　　伯林对多伊彻的情绪显然太强烈了，于是，我们该如何评价多伊彻呢?考特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第一种是，多伊彻并未篡改事实，他只不过采用了不同视角。比如，在多伊彻看来，苏联的强制集体化虽然残酷但是很有必要。考特说：“这是一种观点，是一个历史视角，而不是‘篡改’。”比如，多伊彻虽然为列宁的国内镇压背书，但考特认为多伊彻最主要的观点其实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注意到了必要性并挽救了革命”。多伊彻关于冷战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疲劳而消耗殆尽的俄国并没有扩张或攻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的美国则在谋求全球统治。

　　另一种答案是，“有时候多伊彻并不足信”。考特给出的例子也很多：多伊彻在《斯大林》中没有提到古拉格;他过分关注了老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派系，这看上去像是为了刻意维护列宁的价值;他对“成千上万在集体化过程中和劳动营里受损的人”保持了沉默;他在有关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描述中缺乏公正;他对于《日瓦戈医生》的评论否认了俄国内战时期的恐怖和暴政，这也是他激怒伯林的原因之一。

　　在承认多伊彻位居“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列”的同时，考特反复强调了多伊彻的多重身份——历史学者、苏联问题专家、预言家、辩论者，甚至街头斗士，因此，多伊彻不得不“在遇到新的辩论对手时调整他的观点”，而随着他作为左翼名流的声望的不断增加，他难免有点忘乎所以，甚至“自我膨胀到了空虚的边缘”。问题在于，最初的那个多伊彻后来是否因为已经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了呢?最初的他是否会知道后来的自己对过去的否定和掩盖呢?伯林对此的评价是，“战略上的考量不停地影响着多伊彻说什么和不说什么”。考特也认为多伊彻是采取了“对待真相的战略性视角”，这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可以看出来。多伊彻与德共(反对派)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通信探讨劳动营的真相时说：“切忌在解释和辩护时过犹不及。”他在与清楚古拉格事实的萨特通信时写道：“值得考虑的是，谁造成了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啊，多伊彻一直是个异见者，但从来没有成为叛徒，这点很重要。

　　考特在书中的细致思考和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上世纪两位影响深远的学者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各自的躲藏和遮掩。从个人道德层面而言，伯林的行为显然并未完全遵从基本的自由原则。他一开始就否决了多伊彻的教职任命，剥夺了他在苏塞克斯大学里与其他人争鸣的机会，而后又尴尬地掩饰这段往事。相比之下，多伊彻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公共人物，却并不回避用托洛茨基有关“目的与手段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表述来阐明立场：在每个单独的情况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来回答什么是被允许的和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革命的道德性问题都融合着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是个关于冷战的故事，虽然冷战中那些若有似无的“战役”已经渐行渐远。冷战是多层次的，正如两人之间的纷争。这个关于冷战和知识分子的故事将继续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伯林无与伦比的学术遗产是一系列精彩的论文、讲演、回忆录和信件;而从未在苏塞克斯大学拥有过一张办公椅的多伊彻因其重要的学术贡献被后人铭记。这也是多伊彻的历史反讽之一。

　　编译 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