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体智致容庚第1函

与同时代的张珩、叶恭绰、吴湖帆等一直受到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庐江刘体智先生尽管也属民国时期顶级的收藏家，却不为世人所熟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究其原因，当与学界对其个人生平及收藏的史料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有关。由刘耆龄先生主编的《小校经阁遗芬》一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该书收录了目前所知公私收藏的有关小校经阁主人刘体智先生的主要文献，包括其与友人及相关机构往来函牍、档案文书及相关藏品照片、题赠诗词等，以影印加释文的形式出版，并附以整理者简要的考证与注释，为我们了解这位收藏家的交游及其收藏的品类、规模及藏品去向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民国收藏家群体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本书所收文献中，以刘体智先生与东莞容庚先生来往的信件及有关资料数量最夥。单就往来书信论，共收录两人往来信件59通，其中刘致容14札（最后一札为底稿，残），容致刘45札，此外，尚附有与二人相关的藏品照片、目录资料等。这批信件的写作历时二十余年，几乎见证了刘、容二人交往的全过程。而其内容也极其丰富，上至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下至日常生活琐项，皆有涉及，而更多的则是与收藏有关之事。

容庚先生晚年

刘、容二位先生，皆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也是有名的学者。就收藏而言，刘先生堪称民国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诚如容先生所言：“如言民国间之收藏家，魄力之大，方面之广，以公为第一，亦足自豪。非弟一人之私言也。”（容致刘第35函）其所藏品类丰富，量夥质精，尤以青铜器及殷墟甲骨为大宗，一时无俦。其撰述也颇丰，除了整理本人藏品成果如《善斋吉金录》《校经阁金石文字》等外，还有《元史会注》《异辞录》《说文谐声》《书画鉴影》等多种著述。容庚先生则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等，其《金文编》及《商周彝器通考》为金文及商周青铜器研究的经典著作，影响尤其深远。而其收藏范围以青铜器、书画碑帖等为主。两人在收藏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但相对而言，两人的收藏家与学者的身份实际上是各有侧重的：就收藏而言，刘的收藏规模和质量远胜于容，而就学术成就和影响而言，则是容远高于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刘、容二人之间就是一种收藏家与学者间的关系。两人的这种各有长短的特点，正好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也正是这种互补关系，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两人的早期交往。

①

容、刘二人的交往，始于1931年。其最初的交往，各家说法不一。周明泰跋沈子佗簋拓本云：“时公（指刘氏）携所藏古器图录于行箧，出以相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西白兄尤称赏此器，谓铭字多至百余，古茂精美，为向所希见。兄真正法眼藏哉！”而容氏本人在《善斋彝器图录序》则自述：“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属望久矣。民国二十年春，获观《善斋吉金十录》稿本三四十巨册于秋浦周明泰先生家。其中未著录之彝器可二三百。余方欲增订《金文编》，睹此异文，振荡眙①，欲效米襄阳之据船舷也……乃告明泰曰：‘余与刘氏未谋面，不敢多求，如能以沈子簋盖拓本见贻，感且不朽。’久之，刘氏邮赠拓本，贻书定交。赏析疑义，邮筒渐密。”《小校经阁遗芬》所收刘氏在当年6月12日致容氏第一函，是在收到容氏来信及所赠拓片后的复函，其中言及“敏求嗜古，契在神交”，又言“昨者津平之役，把臂班荊，可偿渴愿，迺竟参差相左，挈挈役役，殆同情乎！”可见两人在此之前确未谋面。而信末又称“沈子佗盖铜质易损，现觅好手精拓，不过十纸八纸，分赠知交，容续寄奉。”同月29日刘氏第二函中提到“沈子它敦盖已搨就，附函奉上”，可见容氏获赠沈子簋盖拓片的时间当在此时，而刘氏“久之”方贻赠容氏此拓片的原因，当系须倩良工精拓所致。而在此之前，刘氏曾托人（很可能即是周明泰），商托将其《善斋吉金录》交由燕京大学出版：“有友人以惠之所著《善斋集古录》托转燕大代印，共彝器、镜、印等四十余册。”（1931年5月19日容庚致郭沫若函）。《善斋集古录》就是《善斋吉金录》。是年8月，容氏趁学校放暑假之机，与徐中舒、商承祚等到了上海，两人才得以第一次见面。以上是两人最初交往的一些情形。此后两人的交往由编纂刘氏藏品图录、藏品研究、资料交换而渐及其他方面，并成为知交。

容庚为刘体智所编《善斋彝器图录》中著录的沈子它簋盖照片

客观而言，刘、容二人的交往，起初难免略带些许的功利色彩。刘氏丰富的藏品对从事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容氏来说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刘氏编辑出版自己的藏品图录，则似有借重容氏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及学术成就之处。但在此后，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至暮年。容先生写信给刘氏，深情地说：“回忆吾辈二十余年旧交，所存无几，弟亦年过六十，头发斑白矣，犹幸顽健，能乘自行车奔走于广州与康乐之闲，想公闻之，当亦一笑也。”（容致刘第34函）这一年容先生62岁，刘先生较容先生年长15岁，这时已经是77岁高龄了。两人关系的发展，为后人树立了朋友交往之道的一种典范。

晚年的容、刘二位先生彼此系念，相互照应。刘先生一度想迁居岭南，容先生“为吾粤文化计，固日盼公之来”（容致刘第19函），并忙着张罗住处。刘先生年老患病，容先生十分关心，曾替他求医问药，还帮他联系买家收购藏品，以缓解刘家经济上的压力。而刘先生则对容先生报以厚赠，他投其所好，1948年，刘体智赠送容先生多件书画，包括林良《秋树聚禽图轴》、张锦芳《临汉周憬碑册》、熊方受《行书七言联》、招子庸《芦蟹图轴》、汤贻汾《秋林琴韵图书画合璧卷》、王时敏《隶书五言联》、厉鹗《游仙诗册》、戴熙《松竹山庄图卷》等。其中颇多岭南名家之作，尤其明代宫廷画家、广东南海人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对于在《颂斋书画小记自序》中自称“喜收乡人之作”的容先生而言，无疑是一件难得的馈赠。林良是首位进入全国画坛的粤籍画家，在广东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林良的画作，热心乡邦文献的容先生曾“求之十年未能得”。《秋树聚禽图轴》又名《枫竹慈乌图》、《秋树鸟雀图》，宽77厘米，高度超过1.5米，在收到之后，容先生仔细研究，以为此画“以水墨为主而略施淡青淡赭，树干点苔用重墨而加点石绿于其上，乌身之外染以淡青，以状暮色苍茫之景”，“其用笔之刚劲，用墨之深厚，尚有宋人法度，吾粤画家得见真迹者，必当以良为巨擘焉”。容先生虽对此画倍加宝爱，但后来仍然将它无私捐献给了公家，得以让更多的广东同乡欣赏到这一佳作。根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主任陈志云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这幅《秋树聚禽图轴》曾经董其昌、郑文燮等人收藏，1988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此作具有“真”、“精”、“新”三美，为林良存世作品中之珍品。

林良《秋树聚禽图》与刘体智篆书题签：《林以善枫竹慈乌图轴》

两人交谊典范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彼此帮助，互有馈赠，在两人对待藏品真伪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容氏的坦诚与刘氏的大度。

1931年暑假容庚在上海拜会刘体智并观摩其藏品之后，于9月6日曾致信刘氏，指出刘氏藏品中的疑伪之器，并建议在编印藏品图录时予以删除。一般而言，收藏家颇为忌讳他人对自己藏品的真伪问题指指点点，而外人对藏家的藏品有疑问者也多委蛇以应，鲜有直言者。否则很容易影响彼此的关系。而容氏在第一次观摩刘氏藏品后即向其本人直陈自己的意见，而此时仅是在两人的第一次晤面之后，距两人订交之期最多也仅半年，由此可见其坦率与真诚。

容庚致刘体智函，刘先生一度想迁居岭南，二人讨论此事

而刘氏对容的直陈己见则显得颇为大度。他在复函中首先感谢容氏的意见：“承示疑伪之品，应从刪汰，具徵精甄玄赏，剔辨豪芒，不使妄珍燕石，误宝康瓠，致訾躗于当代解人，尤见爱我之深。”随后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敝藏各器，往日叔言先生亦曾有所商榷。然近伪各器，多繇牵带而来，不能尽去，且敝帚自珍，书生结习。观于天府珍秘及各家收藏，不免瑕瑜互见，所见者，宋元赝品亦多杂糅。私谓吾辈拾坠抱遗，苟非确定为赝，即或疑似，不必尽等之自郐，留待后人可也。”“苟非确定为赝，即或疑似，不必尽等之自郐，留待后人可也”这一主张，无疑是对待存疑藏品的一种较为客观而负责任的态度，无可厚非。容氏在其后来的著作《商周彝器通考》提到：“民国以来之藏家，以刘体智为最，其《善斋吉金录》不免兼收伪器。……余初见《吉金录》稿本，曾以此意告刘氏，并举其可疑者。及印行时，虽有采纳，未能尽从。即余所编《善斋彝器图录》亦不能无伪。”其中所述“未能尽从”的情形，应是折衷两人意见之后的结果。

1931年5月19日容庚在致郭沫若函（部分，选自《郭沫若致容庚书简》）

在此后与刘氏的交往中，容庚一直秉承这种坦诚的态度。如1955年8月25日致刘氏信中，尚提及“弟近校读大著《小校经阁金文》，发现重出、疑伪之器不少，公愿闻之乎？”

容氏在与刘氏交往过程中的直率与坦诚，既体现了其对友朋的基本态度，也体现了一名学者最起码的求实精神。在此后帮助刘氏出售藏品，或是与刘氏的日常交往中，容庚基本上都是持这种态度。

但他的这种坦诚，并非都能受到足够的理解，相反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几乎在同一时期，容氏陆续撰文对郭沫若著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正常的批评，导致了郭的不满，从而使两人原本比较密切的关系出现了不小的裂痕。相比之下，更加彰显出刘体智对待批评的坦荡胸怀，其人之大度可以想见。而这无疑是其两人近三十年交往的一个重要基础。

时至今日，刘、容二位先生的这种相处之道，尤为难能可贵。

作者：林锐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秘书长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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