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文学》一文（《每周评论》第5号），明确提出新文学必须坚决反对贵族文学，代之以记叙普遍和真挚思想感情的文字。此前，陈独秀已经喊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响亮口号（《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此文可以说是对这一口号的详细阐述，从此平民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一大标签。

从出身来说，周作人不是平民，发表《平民文学》时的身份是北大文科教授；陈独秀是他的顶头上司——北大文科学长。他们身边的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同仁，没有一个是白丁。

周氏昆仲

由鸿儒们建设起来的平民文学必然带上精英的色彩。思想上的反礼教和西化不用说了，就是语言，虽然经胡适首倡，用白话取代了文言，但也并非老百姓的口头语，而是一种相当欧化的汉语，最显著的表现是西式的语法结构和标点符号，以及新的词汇。这样的文学显然不接地气，普通老百姓——平民——很难一下子就接受，更谈不上喜欢了。实际上，直到1924年，茅盾依然坦陈“新文学尚没有广大的读者界”，因为“要养成一般群众的正则的欣赏力，本来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成功”（《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鲁迅的母亲，她从来没有读过《呐喊》《彷徨》，只喜欢张恨水的小说。

五四新作家不仅反对古代文学，也反对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当代通俗文学，他们对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因为双方的文学主张完全不同，也因为后者占据着巨大的读者市场。五四文学虽然是新潮，但读者只局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周作人早有预见，他在《平民文学》中明确地指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勇于担当“先知”和“引路人”，无疑值得钦佩，但和平民之间的距离感也十分明显。

沿着这个思路再来看鲁迅关于“铁屋子”的那段名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呐喊·自序》）不管鲁迅的基调多么绝望，他分明还是把自己放在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和“少数者”之列，和乃弟周作人的自我定位完全一样。

1932年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学时尖锐地指出，“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这种文学对于民众是“白费”。瞿秋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立论的，话讲得可能有些过头，但他指出的问题并非毫无针对性。五四文学运动以平民的名义发动，但又以批判平民，至少是教育和引导平民为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内在的矛盾。

（节选自顾钧《文学史上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全文见2019年5月15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顾钧
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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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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