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到上海图书馆开始,我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也有近40年。起先是在其他部门,1974年图书馆送我们几个人去北大进修,1975年回来后才进古籍组,完全算是一个新兵。后来,赶上了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好机会,我一直协助顾老,收获了很多。我主要讲讲编《书目》的过程。
1975年,周总理那时病得很重,提出要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这后来成了他的一个遗愿。1977年,顾老去北京开座谈会,讨论书目的著录条例、分类、范围等问题。顾老回来传达了指示精神后,上海图书馆非常重视,马上总动员,将本馆善本书目复查一遍。当时,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先进行试点,后来扩大到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四个馆先做起本馆善本的编目工作。顾老和北图的冀淑英等一块研究工作如何展开,研究了好多次,最终确定了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法三个文件初稿,明确了古籍善本的“三性”、“九条”,就是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来考察,还提出九项具体条件。1978年3月,在南京举行了一个120多人参加的会议,包括各省市图书馆、大专院校、文博系统等单位,开始研究编纂的步骤。
不同于以往,这次善本编目工作相当于是政府行为,不是一家之力能为的,需要全国各单位积极参加。整个工作分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普查。各地藏书单位进行古籍书的整理编目,对原有卡片进行检查、纠错。顾老从北京开会回来后,上图就着手进行这个工作了。1979年,相关人员又到华北、华东、西南等片区了解进展,察看卡片。年底在南昌开会,定顾老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冀淑英和南京图书馆的潘天祯为副主编。
第二阶段就是汇编。1980年,各单位派出40人左右进京,进行汇编。我和顾老一起,在国务院招待所待了有8个月。为什么要汇编呢?因为各地方交上来的卡片参差不齐,规格、体例等,都可能不统一;而且,有些书是不是要收进去,有些是不是要复本,是不是记录准确,都要进行汇总、审查、确认。
北京图书馆馆长刘继平当时是编委会主任。8个月后,差不多是1980年底时,刘先生他们研究决定成立经、史、子、集、丛五个编室,编室下面再分组,由主编、副主编进行复审。经、史部到上海来,由顾老负责;集部、丛部在北京,由冀淑英负责;子部由潘天祯在南京复审。
一系列工作完成后,卡片编成了书本式的“征求意见稿”,这五个大字也是顾老亲笔所写。交付油印后,发给专家、学者、图书馆等,听取、收集意见。“征求意见稿”作用很大,它后面附有索引表,各书编号后面标有藏书单位代号,反映哪些单位有这本书——有的编号后面只有一个号码,这本书只有这一家单位有;有的编号后面有三个号码,就是三家单位有这本书。有了索引可以直接对应到书,这样一来,很多以前以为是孤本的,后来发现不是;有些以为是“残书”,后来发现只是不同馆收有不同部分,合起来就完整了。
当时在“征求意见稿”中,善本书下面都有标注行格,即每书几行几字,这对鉴别图书很有好处。看不到书的时候,知道几行几字,有助于比对。定稿时,这一项被拿掉了,就怕有的单位数不准,有误差。2002、2003年左右,天津图书馆将“征求意见稿”编成索引出版,就是《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这里面虽然只列了书名,但要查什么书、去哪里找,还是比较方便的。
最后就是定稿出版了。从1989年到1998年,经、史、子、集、丛部陆陆续续出齐。但如果从1977、1978年就开始算的话,整个过程花了20年。在这里面,我主要从事经、史部的编纂,从开始汇编、复审、油印稿到定稿,包括油印稿的刻印、分发、收回。作为主编,顾老更是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生病时还关心编纂工作。1995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总结表彰大会,顾老获“杰出贡献奖”,我获了个“突出贡献奖”。其实,顾老也不是什么主编都愿意当的,非常谨慎,他觉得要当(主编)就要担起责任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就表示过,因为各种原因,想请辞《李鸿章全集》的主编,改称“顾问”。
“文革”时,上海成立了一个文物图书清理小组,顾老过去那边工作。基本上,全上海当时“抄家”的字画图书都过去了,很多工作人员不懂,随随便便的,顾老抢救下来很多珍贵的东西。他常说,对书的鉴定是全方位的,不仅要看书,还要注意书的纸张。我们修补古书一般是以旧修旧,如果本子比较旧,也得用旧纸,用很新的纸,就不般配。顾老自己收藏了很多书籍的衬纸,还赠予我,比如康熙竹纸。
顾老在北京人民医院住院时,我们两口子一同去照顾,一星期换一次人。那次记得特别清楚,换好别的同志,我们票买了正准备回上海时,顾老情况就不太好了,后来就过世了。顾老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待我们都像自己人,亲和得不得了。他老人家很愿意给别人写字,当年我儿子上学念书时,他还给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爱人平时也爱练练字,顾老还写帖子给她临摹。
作者:任光亮(曾协助顾廷龙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口述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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