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能认定的城市历史大约5000—8000年，意味着从智人至今的几万年里，人类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城市里度过的。换句话说，人类一旦进入城市，社会就进入了加速度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近100年来，城市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更是超过以往人类历史的总和。

城市无疑充当了社会的原动力、主动力、加速动力，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这样的机遇同样降临在了中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就是人类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的城市化”。欧洲城市化经历了200多年，美国持续了100多年，中国至今不过30年。然而，事物都是二律背反的，就像张开双臂接受阳光，张开的范围越大，阴影也就越大。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不仅未能幸免于西方国家遭遇的各种“病症”，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住房紧张等，甚至更为严重，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没有经过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全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找不到任何经验可循。

就“城市病”的根源，刘士林以为表面上看是由于短期内涌入了太多人口，即城市化率太快，本来就不够用的环境与资源被恶性损耗，城市管理、住房、就业、公共服务也都跟不上;深层次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国走了一条国家主导的政治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又选择了一种经济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市化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留下很多后遗症，主要表现在牺牲了城市本质———那种有价值、有意义和梦想的生活方式。”

作为城市规划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孙施文非常反感开口闭口“城市病”:“什么是城市病?所谓城市病，其实都是社会病，是由社会问题和管理欠缺造成的。”他以治堵为例:“曼哈顿中心区停车位最便宜的要20美元一小时，城市外围停车场10小时只要2美元，大家自然都把车停在外面，坐地铁进城上班;伦敦从2003年开始，以市中心20多平方公里范围为界征收拥堵费，此后范围逐年扩大，收费价格也不断增加。当然，这些都需要配套的公共交通，纽约地铁的发达有目共睹，伦敦则从征收拥堵费的第一天开始，就在8000辆公共汽车的基础上增加了300辆。”虽然汽车常常被指要为“城市病”负责，但或许与城市管理的“无能”相比，它的破坏只是一个更小的原因。

没有考虑人的喜好和需要，在孙施文看来是很多“病”的症结，“拿陆家嘴来说，眼看着对面的楼就在那，要想过去多难啊，你得在地上或地下绕个一圈半圈，根本不是大家乐意的。后来做了个C形天桥，而这主要还是为游客服务的。”在这一点上，于海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人作为直立行走的动物，本性上并不乐意“往下钻”或者“往上爬”，“逼得大家走地道或者天桥，就是为了通车。在中心城区的话，到底是人重要还是车重要呢?”于海还坦言，中国不能把“城市病”都推到别人身上，“国外搞城市建设有严格的流程和规则，综合参考多方尤其是专家、学者意见，而中国的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社会学家的参与，考量的不是城市物理性品质，而是其社会性品质，看看这个城市是不是真的对人友善，尊重人性需求。”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将城市比作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能够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者是其反面———畏惧”。城市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人贯穿了整个始终，只是说我们愿意看见还是漠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真正以人为核心。

作者：乐阳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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