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主要商品市场中，盐的流通额仅次于粮食和棉布，而在棉布兴起之前，仅次于粮食，所谓“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刘宰《漫塘文集》）。两淮盐商的行盐疆界非常大，包括当时的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所以素有“两淮盐，天下咸”的说法。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在《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写：“大致上来说，在十八世纪大部分的时间，两淮盐商每年运销的盐量至少有600000000斤，供给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需求大、产量高、市场广，当然有钱赚。清人黄钧宰的《金壶浪墨·盐商》记载：“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这笔账很好算，从盐场批发来，再运往汉口等上游城市，盐价从每斤几文涨到五六十文，利润高达五六倍，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财富，“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清朝野史大观》）。

毫无疑问，两淮盐商已经是“十八世纪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钜子”了。用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的话来说，“这群土豪，钱多得没地方用，就变幻着花样挥霍”：有一盐商，把万两黄金打造成很薄很薄的金箔，带到镇江金山寺的宝塔最顶层，迎着江风撒掷，波光粼粼的江面更加戳眼；春夏之交，水果中属樱桃最贵，一盐商重金买下周围几个市镇的樱桃，放大桶中捣烂成浆，倾倒在扬州城的河道中，顷刻之间把青色的河水染成红色；还有盐商在水池中间建一座房子，四面都是从西洋进口来的昂贵玻璃，用机械将水提升到屋顶的蓄水池，再从四周出水口倾倒下来，炎炎夏日，“水帘洞”里清凉如秋……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概括道：“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有钱又任性”，扬州盐商的社会名声自然好不到哪去，时人称他们为“盐呆子”、“盐凯子”。

当然，盐商们并非都把钱投在那些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的“行为艺术”上，他们深知其盐业垄断地位得益于朝廷的盐政，于是，取悦皇室、为国家做贡献成了几代盐商苦心经营的大事。《中国盐政史·盐制》中记载：“洎乾隆时，用度奢广，报效例开，每遇大军需、大庆典、大工程，淮、芦、东、浙各商捐输，动辄数十万至数百万。加以南巡数次，供应浩繁，差费取给，出自商捐者居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介绍，康熙乾隆分别六次南巡，花的多是盐商的钱。除了乾隆三年到嘉庆九年，两淮盐商捐银三千六百多万两外，乾隆三十三年他们还花费了四百六十七万两招待皇帝南巡。

《乾隆南巡图》（局部）

在这过程中，留下了不少“布衣结交天子”的故事，流传最广、最有名的当属江春“一夜造白塔”。江春是安徽歙县人，时任扬州盐商八大总商之首。韦明铧评价此人“有学问、善交际，非常会办事”。乾隆六次南巡都由江春负责接待。有一年，乾隆游览瘦西湖，夸赞风景美丽，很像北海的琼岛春阴，遗憾的是差一座喇嘛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江春贿赂官员，求得一张白塔图，并连夜召集工人在皇帝心仪的地方造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看到白塔时，乍以为是梦境，后来才知是真的，甚为感慨。后人传言“用盐包堆塔”，真假姑且不去追究，至少说明江春财大气粗，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不仅如此，乾隆还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游玩。在任总商四十余年中，江春蒙皇帝恩宠荐至一品，还获赏戴孔雀翎，是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枝。乾隆五十年，江春还被邀请进京参加清廷举办的“千叟宴”，这等荣耀是一般盐商不能企及的。甚至于后来，江家资金周转不灵、难以运营几近破产时，乾隆还两次拿出帑银共计55万两资助江春。

为迎銮接驾，扬州盐商纷纷置办家班，皇帝来了演给皇帝看，平素就供自家娱乐消遣。江春的康山草堂里就蓄养了春台班、德音班花雅两班，还供养了很多曲艺文人。戏曲家蒋士铨《藏园九种曲》中的两种，就是在康山草堂里编成的。韦明铧说：“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上午写出剧本，下午给家班排练，晚上家宴就请朋友来看戏。”有史料记载，家班光是供家宴演出需要，一年就要花三万两银子。“在乾隆时期，三万两银子可以买三万石优质的白米，或者买1200亩良田。”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华认为，徽商讲究生活的旨趣、情调，这些都是需要雄厚财力支撑的，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著名的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京剧”并不姓“京”，如果往源头上追溯，是寻得到扬州和扬州盐商这里的。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