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现状

——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之六）

2014.5.19

中印研究所面对的问题

中印研究虽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但仍处于发展初期。这不仅是因为学界对这个领域尚未有很好的界定，还因为它缺少明确的研究框架。并且，出版业因想从中获利而急于出版任何相关作品，已远远将学术考量抛在后头。结果，很多出版物经常沿用过时概念，观点缺乏批判性。实际上，专著越是容易出版，对此领域的发展越是不利。最后，我想按照上述三个研究类别来探讨中印研究面临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挑战。

探讨古今中印互动的研究一直以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掌握和使用第一手史料。如今，还有出版物引用过时的19世纪汉文史料翻译。这些出版物也没有考虑到学界在汉文佛教史料的分析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同样，在当代中印关系的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的档案材料未被使用——学者们或因语言不通而无法直接研究第一手资料，或因印度和中国的档案馆有时并不十分欢迎外国学者（有时甚至也不欢迎本地学者）。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有关中印冲突的相关资料不便公开。在这里也必须提出一个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者或许应把中印两国的历史与当代互动放在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框架中进行分析。古代东南亚、中亚国家及民族对早期中印联系所作出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今日全球的地缘政治形势，或许都对充分理解中印关系至关重要。

另外，从事中印比较研究的学者也需掌握多种语言，才能亲自研究第一手史料和文献。研究印度的学者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通常选择合编论文集，前者贡献有关印度的章节，后者提供有关中国的章节。由一个作者分析比较中印两国的有力著作，实属罕见。在那些探讨经济政策或结构的作品里，只有那些出版英文统计数据的中国省份才被用来作比较，同样，学者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几乎不用非英语的印度语材料。的确，英语已经成为中印研究的通用语，以致旧材料被反复使用，而原创研究少之又少。

再来谈谈印度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描述。这类著作除了有上述缺点，还常被1962年战争的历史记忆所影响。结果，一些著述对中印关系不是看法过于偏激，就是过于辩护。他们有的刻意植入推广中印友谊的观点，有的则为宣扬民族立场，而不带批判性地解读相关资料或事件。这些著述旨在作政治宣传而非从事学术研究，是中国的印度研究和印度的中国研究所面对的更大问题。

中印研究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或可在研究生院中产生。这类学院自冷战以来，大多聚焦于世界或亚洲的某些区域。中印研究领域所需的训练大纲，必须是跨区域、具备多种语言，并拥有一个独创研究方法框架的。尽管仍有不少瑕疵，但近年来中印著述的普及化也告诉我们，现在或许是认真界定、巩固和推广中印研究的最佳时刻。

（翻译：陈源源，译校：陆彩霞）

作者：沈丹森  陈源源  陆彩霞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