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现状

——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之五）

2014.5.19

中印大同阶段（1988年至今）

过去20年，关于“中印大同”主题的出版物在两国显著增长。此阶段的中印研究出版物已成规模，题材多样，质量差异也很大。促使中印研究突然盛行的原因和大环境，也比前几个阶段的来得复杂许多。

拉吉夫·甘地在1988年访华、冷战结束和1990年代中印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改变了两国之间的互动，更吸引学者和作家关注印度和中国。

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些致力于中印研究的项目和机构的成立，其中包括2005年创立的纽约新学院印中研究所、亚特兰大的印-中-美研究所、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另外，有关印度和中国的研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德里民营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机构的关键部分。

自1988年起，中印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化。对中印历史互动的分析继续出现重大进展，其中一些杰出著作包括王邦维、船山彻（Toru Funayama）和宁梵夫（Max Deeg）对佛教僧人行记和贡献的研究；陈明对印度医药影响的考察；布歇（Daniel Boucher）对大乘佛教传入中土的研究；刘欣如对7世纪前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商业往来的讨论；以及玛妲玉（Madhavi Thampi）和马世嘉（Mathew Mosca）对殖民时期两国联系的探讨。他们的研究都从有关中国佛教、南亚历史与考古、中外互动以及远程海上与陆路网络的最新研究发现和解读中受益。一些有关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史料目录也在此时面世，如耿引曾辑录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公元前至19世纪）和哈拉普拉萨德·雷（Haraprasad Ray）所翻译的部分史料。

另外，一些讨论1962年冲突后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印关系的新著也在此时出现。刘学成的《中印边界争端与中印关系》、高龙江（JohnW.Garver）的《持久的竞赛：20世纪中印对立》和努拉尼（A.G.Noorani）的《中印边界问题，1846-1947：历史与外交》是这方面的三部力作。C.拉贾·莫汉（C.Raja Mohan）和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对中印关系作了不同预测。另有几部论文集讨论了当代中印关系更广泛的影响，如弗朗辛·R.弗兰克尔（Francine R.Frankel）和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中印关系：美国需要知道什么》。

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印战争和拉吉夫·甘地访华后续的著述为这个时期的中印研究作了最突出的贡献。孙晓和陈志斌的《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以及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是研究边界争端的两部早期著作。此后，地区研究、当代经济政策与政治制度，以及文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领域都出现不少著作。

有关中印比较研究的英文著述内容也同样丰富。如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吉尔利（Bruce Gilley）合编的论文集《亚洲的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司乐如（Lora Saalman）编著的《中印核交叉路》。

在某些方面，“中印大同”时期的著作是世界对比较印度和中国开始感兴趣的产物。印度政治家拉梅什（Jairam Ramesh）率先提出这样一个词汇，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泛亚洲主义者所提倡的一样，“中印大同”也表明支持中印团结，但前提是以全球而非亚洲问题作为考量，其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互动），或想象两国在未来的联盟，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则避而不谈。

另一个在近期才形成的研究子类将重点放在印度的华人移民社群和中国的印度人社群身上。此外，过去几十年，行记的出版量也在迅速增长。对纸媒和社交媒体的研究也有精彩篇章，如沈旭辉（Simon Shen）所发表的《探索中印大同被忽略的阻碍：分析中国网民对印度的印象及其与中国印度政策的互动》（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2011:541-560）。

作者：沈丹森  陈源源  陆彩霞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