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现状

——沈丹森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之四）

2014.5.19

Tansen Sen

冲突阶段（1962-1988年）

1962年中印战争给中印研究带来巨大冲击，改变了这个领域的方向和主要研究的性质。中印当代关系及两国冲突成为学者、记者和专栏作家最关注的课题。

尽管仍打着“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旗帜，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裂痕已开始在一些中国报纸和杂志文章中显露。这些评论早在1949年便开始出现，多为对尼赫鲁及其在西藏问题上观点的批评。1962年的战争让中印冲突在此后20年成为首要课题。这个时期的大量著述包括对边界划分历史的详细研究、军事冲突的原因分析以及将冲突归咎于尼赫鲁及印度外交政策等等的辩论文章。

其中，阿拉斯太尔·兰姆（Alastair Lamb）开展了部分有关中印边界争端历史的广泛研究，著有《中国-印度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等书。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的《印度的中国之战》则成为专门探讨印度及尼赫鲁政策失败的经典战争叙述。另外，穆利克（B.N.Mullik，印度情报局局长）、考尔（B.M.Kaul）、梅赫拉（Parshotam Mehra）和卡鲁纳加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等也对此有所探讨。

中方对边界争端和军事冲突的论述则多在官方出版物发表，海外华人主要中文期刊《侨务报》也有报道，主要是1960年代初被驱逐出印度的华人的个人叙述。中国学者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才开始发表相关观点。但他们并未停止研究中印历史互动和印度文学与历史，尽管有时不得不秘密行事，如季羡林在“文革”时期那样。

季羡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几部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罗摩衍那》的研究和翻译，以及探讨佛教初入中土与传播和中印之间技术与知识交流的文章。他也在《天竺心影》一书中以感人的笔触描写了自己于1978年的印度之行。季羡林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是他与其他中国印度学家和佛学家合作编写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这项工作始于1977年，1985年完成。除季羡林以外，汤用彤、罗香林、向达和张广达等几位中国学者也为中印历史互动提出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也开始培育新一代从事中印研究的中国学者。

另外，尽管有更多人对中印当代政治关系感兴趣，欧洲、北美和日本的中印历史互动研究也大有进展。冉云华、许理和（Erik Zürcher）、富安敦（Antonino Forte）、谢和耐（Jacques Gernet）、松长有庆、薮内清、辛岛升、桑山正进、米歇尔·斯迪克曼（Michel Stickman）和梅维恒（Victor H.Mair）等学者的研究，在列维、沙畹和伯希和等人所立下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试图改造昔日中印兄弟情谊概念的泛亚洲主义类型篇章，在此阶段末期开始出现。其主要作者是一些想跨越两国边界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激烈争论的印度和中国作家。这些想要促进中印友好关系的作者对题材的选择较为严谨，对第一手史料的运用不那么挑剔。随着“中印大同”（“Chindia”）这一词汇的发明，这类偏向理想主义的篇章在中印研究的下一阶段愈发普遍。

作者：沈丹森  陈源源  陆彩霞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