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文汇报:黑格尔对历史的看法是怎样的?
皮平:关于历史,人们一直对黑格尔的哲学有一个重大的误解,以为黑格尔相信历史必须以某种方式展开,因为上帝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中启示自身。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黑格尔真正要说明的是,历史对于我们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当我们回首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过程时能够从这一过程中领会出来的那些意义。最简单地说,黑格尔的历史叙事是,在最初,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即国王;后来,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即贵族;最后,在现代,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怎样理解这个历史叙事?黑格尔并不是说有某种背后的东西在决定着历史只能这样展开。他的意思是,站在历史的今天,当我们回溯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历史可以这样被理解。再比如说,自1970年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持续了万年之久的劳动分工方式,即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有人在1970年代发现了某种关于劳动分工的隐秘真理。而是说,此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已经无法再被证明为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之下,去“发现”这个真理。
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把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切都证明为合理的。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黑格尔没有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切辩护。真正重要的是,他对于历史的最基本的进步性有很好的领会。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历史已经是世界历史,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实际上已很难再有严格的东方和西方之分。所以,黑格尔所说的那些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得到实现的价值现要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被实现。历史的这个过程与艺术的发展史内在相关,我最近的一本著作将集中研究黑格尔关于艺术的思想,书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如何是具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艺术史不简单地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接着另一种艺术形式相继出现,在艺术史中人们所经历的是那同一个实现和认识自由的过程。该过程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本质性的展开,这种展开对于人们达到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文汇报:您特别注重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但同时,我也知道您对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持明确的批判态度。那么,如何才能把您对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这两方面的判断内在地统一起来?
皮平:关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我要强调的是,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关于人的自由的问题,但他所给出的关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答案却是仓促的。
首先,是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黑格尔当时看到“民族-国家”正在形成,他对于其发展趋势过于乐观,认为国家最终可以不再需要通过人们对民族的忠诚来维系——而这是他所反对的。这一判断显然有问题,在整个20世纪我们看到的是“民族-国家”持续存在,即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个例外。
其次,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乐观。黑格尔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对市民社会进行规范和管理的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发展进行规范和控制。如果没有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果就会是灾难性:市民社会中的人们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分化,在市民社会中就永远不会形成那样一个视角,沿着这个视角人们可以作为共同体中的公民来想问题。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没能同时守住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领域。
第三,是对性别的实际涵义的错误理解。黑格尔认为,在核心家庭的内部应该有以性别为基础的角色划分。他认为男性的任务是参与公共的事物,女性的任务是照顾家庭。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是对一些现在已经不再存在的社会机制的错误判断,如“职业团体”。黑格尔主张,人们不是以单个的公民的身份来进行选举,而是以团体方式进行选举,选票分别分配给不同的职业团体,如农民、工人、教师、公务员等。这一点又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继续追问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并要能够给出关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机制的历史性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说明,以分析哪些机制对于实现这种自由的概念是极其必要的。
文汇报:比方说?
皮平:例如,自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一直是个极其困难、又极端重要的公共问题。但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具体问题却未能提出什么新想法,未能真正回应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新的挑战。自19世纪以来,我们的公共教育体制就没再经历过什么真正的变化,但在教育中我们却不断遭遇新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立即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色情图片和色情网站。在互联网上,孩子们每天都在遇到这些图片,它对孩子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会对以后的两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批学者正沿着这个方向努力,但直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具体问题所能够贡献的思想还是极其有限,只能是尽量避免、杜绝孩子们接触,但这不是简单的“控制”或“杜绝”就能解决的。
在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必须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之下,市民社会的首要含义是全球化了的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自律”,它似乎完全由自身所决定,彻底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管理。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但无论你具有怎样的政治结构,其结果依然是经济的发展一定不受政治的控制。可以说,这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对于公共问题的共同思考、对于共同做出的决策的执行)在今天似乎都已经不再可能,经济方面的考虑已经介入和主导了所有的公共话语。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我们还有没有进行抵抗的可能?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抵抗形式?我本人还没有看到。
作者:张双利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