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的公众史学争议

（之三）

——孟钟捷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文汇学人 2014.3.31

德国进入大众社会后的第一场大型公众史学争议

1928年的“历史通俗文学之争”是魏玛德国公众史学争议的集大成者，反映了这一时期争议文化的如下特性：第一，它是同“历史主义的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与“普鲁士学派”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出现的最为深刻的学科困境。它联系到职业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与文化地位，并同一整套历史解释模式的生死存亡有关。第二，它是同魏玛民主的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是支持与反对共和国的斗争，又体现了德国在民族化还是国际化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第三，它是同西方现代性的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快速的社会变迁与对于未来的渺茫心态，让大众文化同微言大义式的专业史学拉开了距离，从而使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又通过祛魅方式实现常人化的传记作品流行一时。它带来了新鲜话题，突破了某些禁忌性问题，甚至带来了社会氛围的些许转变，但终究没有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读者面的狭窄与学术水准的问题限制了此类大众文化继续发挥影响的可能性。

这场争议有意无意地留下了20世纪德国公众史学争议的某些延续性特征。

首先，史学与诗学的对峙与统一，始终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之一是所谓“科学性”。在1928年“历史通俗文学之争”中，尽管批评者用词尖锐，如舒斯勒说“他们用汽水来冒充窖藏红酒”、“业余爱好与毫无功底的无考证特性的五彩斑斓的混合物”，但公众史学家的学术功底确实是让人攻击的最大把柄。即便在后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下，人们承认挑选资料、设计场景、运用修辞不过是历史学家们“讲述故事”的主观行为，但不恰当的联想与毫无根据的评价，仍然是足以被诟病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公众史学时常被视作“快餐文化”，体现了社会与文化发展中的沉沦迹象。

问题之二是“文学性”。如蒙森这样的敏锐史学家也承认“路德维希的成功说明，人们还是对历史材料的呈现感兴趣的”，只是在呈现对象和呈现方式上，并不取决于作者的文学观。但是，在所有公众史学争议中，这一点却总是无法得到统一的答案。这一方面是与作者的政治立场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来都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呈现原则。例如在20世纪末的“戈德哈根之争”中，不少德国史学家认为，美国学者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呈现的“屠犹场景”过于血腥，它突破了有关“大屠杀”的不可言说的标准。但批评者自己也知道，这个理由其实很勉强，并不具有说服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呈现方式是公众史学获得市场的保证，而且也是让专业史学不断反思的对象。

其次是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主义是以“如实直书”为口号的，但其实质却同普鲁士-德意志的国家合法性联系在一起。1928年“历史纯文学之争”中的批判者以政治中立为理由，攻击左翼传记作家，然而他们不是站在右翼阵营，便是对共和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一批右翼学者以实证主义为由，试图走上一条“正常化”的道路，结果让“宪法爱国主义者”占据道德制高点，重新强调了德国在纳粹历史上不可动摇的罪责感。10年后，在“格德哈根之争”与“国防军罪行展览争议”中，政治正确最终战胜了考证原则。当然，与魏玛德国的公众史学争议不同，20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冲突是以有利于民主的结果而告终的。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程序。1928年的“历史纯文学之争”是德国进入大众社会后的第一场大型公众史学争议。它遵循着酝酿、爆发、扩散、落幕、总结和后续影响的一整套程序前进。其中，历史主角们表现积极，大众媒体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读者借助他们的各种反馈行为（购买、来信等）来表达意见。这套程序此后不断地重演，只是由于大众媒体的形式增多（电视、广播、辩论、网络）与读者反馈方式多元化（现场鼓掌、投票）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一意义上，公众史学争议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理应成为社会史的关注对象。

Emil Ludwig

作者：孟钟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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