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运动
——余凯思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之二)
文汇学人 2014.5.5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余凯思(Klaus Mühlhahn)
全球性转折的一年
1919年是全世界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是年,反帝、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从缓慢发展逐渐形成势不可挡之势。独立运动的目标是:在民族自决纲领的指导下,殖民地获得独立主权,并建立一个反殖民的新世界秩序。
1919年的全球性重要时刻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欧洲殖民强国因在一战中遭受巨创而觉醒;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强国兴起;战后殖民地人民获得开放的政治空间;全球经济变迁提供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然,政治理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也就是马内拉(Erez Manela)提出的“威尔逊时刻”。1918年1月,威尔逊许诺“不论强弱,所有人们和民族都(享有)正义的原则,平等的自由与安全的权力”。而早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并鲜明地提出影响深远的“和平法令”。列宁提出民族自决,鼓励全世界人民、尤其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与自治,某种意义而言,威尔逊的演讲不过是对这个法令的反应。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倡导全球工农解放,将眼光指向世界革命,也在此背景下而产生。而这点常被忽视。这些因素说明:在1919年,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威尔逊、列宁等人的观点表明:殖民地人民可在国际舞台取得平等地位,至少结束殖民统治。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不以胜利者意志为标准,而以民族自决、平等和自由为准绳。1919年,上海学生会编写的一本英文小册子上写道:“纵贯全球,威尔逊预言若先知声音,予弱者以力量,斗争者以勇气。国人洗耳恭听,且深入人心。”
除了欧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殖民地人民也在反殖民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埃及在1910年代开始公然挑战英帝国的殖民统治。1918年,在萨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的领导下,埃及的民族主义代表团准备参加巴黎和会,争取埃及的民族自决权。英国当局加以阻止,导致埃及国内大规模骚乱、游行和抵制英货运动。3月8日,扎格卢勒被捕后被遣送到马耳他,激起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乃至妇女参加的示威浪潮。尽管所谓的“1919年革命”没能将埃及的独立要求送达凡尔赛宫,但它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运动,直至1922年2月伦敦同意埃及独立。因此,埃及的大规模非暴力反抗成为殖民地世界的模范,象征着全球反抗浪潮的开端。埃及的情况,也使甘地意识到民众反抗力量的重要。
Saad Zaghlul
与埃及事件几乎同步,印度国民大会在1918年12月通过了“印度民族自决”决议,并成立了许多乡村自治团,向巴黎和会不断发送请愿书,要求民族自治。然而,1919年3月,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明确表态,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英国议会,则采取了所谓战时“安全措施”,控制“滋事者”并将公布其名单,并允许政府不通过审讯而直接拘押嫌犯。甘地首次以独立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号召非暴力不合作和全国性罢工,殖民政权以暴力回复。4月13日,英军向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造成400名死,1100名伤。印度民众大怒,独立运动从旁遮普开始,贯穿整个1920年代。为表示抗议,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甚至放弃了英国赐予的爵士头衔。
与埃及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朝鲜人也力争在凡尔赛召开听证会讨论朝鲜的独立话题。朝鲜活动家仿效埃及,在上海的朝鲜人社区收集请愿签名,直接发送到凡尔赛。流亡中国东北、俄国远东区以及美国的朝鲜人也参与撰写请愿书,组织代表团前往凡尔赛。2月,在朝鲜的学生们以及宗教组织(基督教和佛教)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最后,由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领导人组成一个松散联盟,发表了要求朝鲜自治权的宣言。3月1日,大批民众聚集在公园、市场、广场以及学校门前,支持这份宣言。运动一直持续到夏初,逾百万人涉身其中。随后,日本当局对运动进行残酷镇压:近50000人被捕,15000人受伤,7500人被处决。虽然“三一运动”并未实现朝鲜独立,甚至未得到西方对请愿的支持,但它向世界证明:朝鲜有能力组织一场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民众运动,并在高压殖民政权下坚持反殖民运动。
相比于埃及、印度和朝鲜,五四运动发生较晚,且规模较小。毕竟,中国国情不同,它并非殖民地,而且又位于凡尔赛的盟国之列。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事件在其他国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五四运动是孤立性事件。1920年代,中国著名记者与评论家邹韬奋在《生活》杂志撰文,将甘地视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生活》杂志是民国时期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的印数达20万份。在《甘地的救国方案》一文中,邹称赞甘地最核心贡献是为反殖民政权所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文章末尾说:对中国而言,向甘地学习至关重要。邹也写了几篇关于凯末尔的文章,讲他一战后如何领导土耳其独立、成功结束盟军占领。文中说:在近东的土耳其和远东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土耳其能从危机中自救,所以我们将此(经验)引入中国,使中国能够战胜未来。在那个时期,有关印度、埃及和朝鲜的报道,在大约500种报纸上发表。
各国的反殖民主义活动家们不仅互传信息,也见面切磋。不仅在巴黎和会期间,其他地方也集结了大批活动者:如1919年在纽约,为送别印度活动家拉奇普特·雷依(Lala Lajpat Rai),爱尔兰独立运动支持者组织了集会,一位中国代表在会上还发表了关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说。除纽约和巴黎,上海是另一聚所。朝鲜和越南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如李承晚和胡志明常驻留上海,并与当地知识分子过从甚密。
作者:余凯思 何妍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