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运动
——余凯思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之四)
文汇学人 2014.5.5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余凯思(Klaus Mühlhahn)
余波
全球化的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思想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世界话语体系,也激发了中国内部的讨论。这种复杂的联系有如下三种表征:
一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对五四一代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来自遥远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这在当代国际史上没有先例。在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对于这次全球化运动的背景很敏感。前人研究似乎更多强调西方的作用,实际上不免以偏概全。例如,上海学生会在所有学校建立“讲习团”,走上街头,宣讲朝鲜、越南、印度国家衰亡史以及1919年的反殖民斗争。与此同时,他们还宣讲山东问题、日本介入中国以及巴黎和会等问题。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立斗争紧密相连,这种观念得到广泛传播,直至内陆偏远地区。当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时,27岁的毛泽东正在长沙。他主编的《湘潭日报》多次报道了1919年6、7月间在印度、埃及、土耳其、阿富汗、波兰以及匈牙利所发生的运动实况。两年后,他在长沙组建“湖南自修大学”,将国际新闻作为重要教学资料。1920年代初期,他认为反帝斗争的常识对于政治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例如,他提出学校应派记者驻守纽约、莫斯科、东京、开罗、加尔各答等地,定期给学生提供世界各地的报道。
早在1905年,陈独秀在《说国家》里写道:“哪晓得世界上的国度,被外国欺负的,也不只中华一国。像那波兰、埃及、犹太、印度、缅甸、安南等国,都已经被外国灭做属国了。”李大钊在1915年编印的《国耻纪念录》里,举例印度和朝鲜,借以证明彻底的殖民化所导致的亡国的危险。所有这些,不仅使这些实践者发现了中国与欧洲的区别,而且也发现了西方之外各国之间的相似。这更意味着他们建立起全球性认同,而不仅仅关注欧洲或西方。中国知识分子既是世界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的自我认知,是建立在这些相似性基础上的。与此同时,全球性的思想交流也有助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融入更大世界范围的历史叙事。
二是泛亚洲主义。五四运动强化了泛亚洲主义。自190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革命运动接触频繁。在日本,有一种日渐流行的想法:未来将会出现东西之间、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对抗。因此,中日革命家均相信,他们必须并肩合作对抗西方。最早宣扬泛亚洲主义的是近卫笃磨。1919年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号召东亚团结,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亚洲和亚洲共同性进行广泛宣传。中日知识分子联合从事公共活动。中国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呼吁亚洲团结,孙中山也认为亚洲合作于对抗西方十分必要。1919年,学生们提出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亚洲民族自治。11月1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上刊登《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他写道:“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在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
三是民族主义。雪片般的新闻报道使中国人越发相信:与许多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的问题是由帝国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秩序造成的。在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笔下,这些民族英雄如何对抗强权被勾画得活灵活现,从而变成中国革命斗争的典范。这些报道对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19年前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坚信反殖民革命实践的重要,甚至将其视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重新进行国家建构的前提条件。在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体系内,这些报道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中国与世界其他类似地区间的联系更为简单直接。
这些事件加速了中国对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更激进的重新评价。从话语体系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反殖民革命的基础上。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革命思想的传播总是在与全球相关的背景下发生。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创造与宣传,是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关联而发展的。正如历史学家柯瑞佳(Rebecca Karl)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内因造成的,中国与当时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这些问题在1895年中日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就普遍存在。但是,五四运动对于增进全球接触与互动,又提升了一步:中国被诠释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必须坚称自身处于一个分化的世界之中(殖民地人民对抗殖民政权)。因此,中国作为国际结构的一部分不可分割,这样的想法与1919年民族主义的建立直接相连。
反殖民主义的讨论和1919年前后民族自治思想的全球传播,为国家内部的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信息交流、人的流动性以及移民大潮,从根本上将某种思想或观点扩大化,从而影响了民族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途径。在民族主义者的史学史里,国家传统占有重要地位,而1920年代初肇始的全球之间的互动,则为国家内部历史发展添加了外部因素。在各国同步发生的反殖民、反西方的抗议活动之间的联合使得社会活动家将他们自身的斗争与全球斗争联系起来。
因此,在以移民、迁徙为特征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中,国际主义、泛亚洲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成为互动关系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全球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对全球趋势的回答。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全球运动的背景之下的。
(整理与翻译:何妍,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后)
作者:余凯思 何妍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