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运动

——余凯思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之三）

文汇学人 2014.5.5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余凯思（Klaus Mühlhahn）

全球联系与交流

从物质层面而言，通讯、交通的新形式的发展推动了1919年这场席卷全球的抵抗风潮。首先，印刷技术发明之后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以及19世纪后半期全球化浪潮，主要依赖于因电报出现而形成的跨洲“有线世界”。在这一时期，海底电缆安全而经济地连接了伦敦与大英帝国在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南非等处的殖民地。1871年以来，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1900年建成了连接东亚与欧洲的西伯利亚线。太平洋电报局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运营，并于1902年完工第二条电缆，从美国跨太平洋直达东亚。大约在19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界电报网络。就信息交流速度而言，技术革命也是史无前例的。时间精准，几乎没有延迟。在这种条件下，实时新闻在小册子、日报或周报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农村。因此从那时起，游行和抗议可以使用全球性统一的政治日历。

其次，新的交通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信息交流系统。得益于蒸汽船的发明、施工技术的提高，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完工，交通运营更加高效与多样，跨洲旅行成为可能。这从根本上改写了19世纪的图景。从17世纪开始，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大范围合作取代了依靠脊背或小船运输货物的小商贩。网络密布的宗教组织不仅可以传播信仰，还有他们的语言、写作和建筑形式。在过去几个世纪，将远隔万里的社会联系起来的，是屈指可数的冒险家、军人和观光客，如今却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移民及后来周游世界的旅行者。这些旅行加深也扩大了世界各地间的联系，也使商品、思想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

除此之外，包括大批学生及非技术工人在内的大批人群的流动性，是1900年前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通过旅行，学生们和政治活动家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城到另一城。在20世纪早期，旅居或留学国外，是学术界必不可少的经历。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学生俱乐部几乎遍布欧美的主要大学。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成立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中国学生组织。俱乐部的不少成员三年后成为五四运动的干将，最有名的包括胡适、孙科和陶行知。可见，学生与知识分子之间跨国际的交流引导了革命解放潮流在各国之间蔓延。

第三，在19和20世纪，大概有超过1900万华工在环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东南亚地区定居。1900年之后，对于亚洲工人的需求激增，奴隶贸易先受限制后遭彻底摈弃。过去，多数搞一战研究的史家忽视了曾在英法工作的超过14万的华工，也忽视了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对一战的贡献。

第四，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跨文化交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1902年，李石曾、蔡元培与朋友在北京组建“俭学会”，意在鼓励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经李石曾在法牵线，首批学生抵达法国南部小城蒙塔日。1916年，在法国政府、中国官方与私人捐助者的支持下，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在巴黎创建华法教育会。1919年3月，首批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先后达1600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

许多在法工作过的学生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一些职员、教师、工程师和记者。学生们在法国学校注册，然后在工厂做工维持生计。在工厂里，他们也学到了民众政治集会的方式和手段，如游行、罢工和贸易抵制等。早在马列著作介绍到中国之前，这些勤工俭学生就接触了欧洲的工人运动。1919年5月，旅法的中国工人、学生的作用凸显。他们开始参加反对巴黎和会的抗议游行，并建立了与中国政治活动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交流信息，撰写请愿书。

作者：余凯思 何妍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