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也是在这一年，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一个年轻的独立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诞生。240年后的今天，各国的工业4.0箭在弦上，美国总统大选牵扯着全球神经，相比之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显得过于安静——好像永远定格在了1776。这也是经济思想史遭遇的尴尬，“最新的好理论都吸收不完，怎么会有时间和心情读这些‘死人的错误见解’”（赖建诚《为什么要读经济思想史》）。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特别不重视思想史。”虽然教的正是经济思想史，上课风格也颇受学生喜爱，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仍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认为，经济学里一个理论接一个理论，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好的一面是经济学跟着自然科学的方向走，尤其在做量化数据这块，更新比其他学科快，至少形式看上去符合科学化的标准；坏的一面是很多理论纯属“新瓶装旧酒”，充其量只是边际意义上的翻新，看不到整体革新，量上面增长、质上面停滞：“比如斯密的一些理论在100多年时间中根本没人去认识，大家都跟着后来的经济学家去研究分工，研究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式，等到发现失灵了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增长时，才发现斯密早就说过了。不翻翻经典就不知道哪些核心东西不可变，哪些可以更新抛弃了。”

方钦坦言，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研究和探索，中外学界都有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在一个层面上，中国学者还是落后了，那就是我们谈斯密时，关注的还是分工理论、“看不见的手”，而这些在西方已经不多说了。“经济思想史中对斯密当年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盖棺定论，叫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强调分工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经济增长）。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出现重要变化，开始从斯密型增长转向斯密动态经济增长（the Smithian Dynamics，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展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变）。这是对斯密经济增长模型的新发现，但在国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方钦看来，我们停留在盖棺定论的东西上，是因为没有把斯密理论在当代社会中新的运用给联系起来，斯密理论的核心是“交易”，而非“资源配置”，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市场化社会尤其重要。钟祥财也呼吁中国学者要跟别人对话：“不能老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比别人高明，一是没有这回事情，二也显得很狂妄。不管是现实经济的发展，还是理论探索的成果，都得益于人家文明的许多理论启发。我们一定要摆正关系，互相交流学习。”

今天的中国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国际贸易大国，进出口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在这个时候回顾《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无疑可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参照。同时，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的情况下，重新学习亚当·斯密理论，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国富论》从来都不只是亚当·斯密的遗产、英国文明的理论成果，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

作者：乐阳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