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无难 教授(1920-2019年)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消化病学专家、著名医学教育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原常委、中华医学会上海消化病学会原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研室原主任、消化科首任主任。
时光荏苒,再回首,一切为了明天。这是在中山医院发展,乃至祖国医学和世界医学发展道路上留下坚实脚印的前辈们,想对晚辈们说的“故事”……
在“流浪的医学院”学知识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不能忘却的纪念之时,我不禁回忆起抗战期间我在湘雅医学院读医的经历。
这所学院原本是我们的前辈、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于1914年在长沙创办的。1938年日寇进逼湖南时,新任院长是全国著名的内科学家张孝骞,他不肯让学校沦于敌手,毅然将湘雅西迁到贵州贵阳近郊的一个叫石硐坡的山坡上,当地群众都叫它湘雅村。
战时的贵阳,物资十分匮乏,我们那时生活的艰苦程度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一至三年级学生总共100人左右,住在湘雅村;四至六年级学生住在临床教学基地,即沈克非院长的贵阳中山医院里。一年级的宿舍是一大间茅草盖顶的废弃马厩改造成的,学生都睡双层床,经常被跳蚤叮得坐卧不宁。
当时学校里连桌椅之类的家具都极为缺乏。幸亏当总务主任的李启盘医师办法多,他买进大批四条腿的白木长板凳,从当中锯断,在锯端加一条腿,使一只四脚长凳变成两只三脚凳。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条这样的凳子,自管自用。无论是听课、做实验、自修、开会、吃饭、回寝室,都得随身携带。有时敌机轰炸贵阳,听到空袭警报,我们不假思索地会肩挂三脚凳,手提自管自用的显微镜和上课的笔记到处疏散,逃避轰炸。我们习惯地把三脚凳挂在肩上,这样一可省力,二可腾出手来派别的用处。
那时贵阳市的发电厂很小,连近郊区也无电供应,到处一片漆黑,学校给每个同学一盏玻璃三角灯,能挡一般风雨,灯油用桐油或菜油。夜间人到哪里都必须带灯,否则只好摸黑。开夜车补功课、看显微镜都得用它。
二年级时,人体解剖课压得很紧,白天没有完成实习进度的,晚上就在尸体标本旁边依靠三角灯的荧荧光亮补课到深夜。如果有个非医务人员在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撞见此情景,定会吓得够呛。
学校为了保证晚自修两小时的照明,每间教室配备一盏煤气灯,由值日学生负责点灯和熄灯,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操作煤气灯的技术。
学校坐落在山坡上,离最近的南明河段也有三百多米远,用水必须雇工从河里肩挑到校内。
水是来之不易的,学校规定女同学每天可舀一木瓢热水洗涤,男生不许用热水。
男生也曾要求用热水,张院长说,“可以考虑,但只能减少实验课,挤出经费,买煤烧水。”男同学最后表态,宁可洗冷水,不愿减实验。他们索性到河里去洗澡,洗衣裳。
我1946年6月底在重庆湘雅医学院毕业。抗日战争期间,湘雅由一个生活条件优裕的教会性质学院变成一所“流浪型”的学院,师生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但学生勤奋学习,老师诲人不倦,靠的是精神境界提高,国恨家仇激起的爱国热情,支撑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不怕千辛万苦,也要学好医学。
湘雅办学的淘汰制一向严厉,战时也未放松。记得1940年我上一年级,班里有65名同学,到二年级淘汰下来,只剩30个人了。
总之,8年抗日战争,6-7年的读医生活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代。
中山医院成立消化科
1954年,我被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工作。当时学习苏联,上医的附属医院都改成专科医院。原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后改名华山医院)改为内科学院,原中山医院改为外科学院,新设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五官科医院和肿瘤医院。内科学院包含大内科、肺科(肺结核病)、皮肤科和神经精神病科,其他如消化科、心血管病、内分泌代谢病、肾病、血液病只设研究组,尚未正式建科。
去医院看病的以内外科病人占多数,而在诊疗过程中两科关系密切,需要会诊协作之事很多。例如腹部大手术患者兼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需要内科会诊;内科消化性溃疡大出血者需要外科会诊并转院手术。内、外科学院虽然相距不到三公里,在交通工具缺乏,或信息延误的情况下会造成工作繁乱,医生忙煞,病人急煞。
到了1956年初,内、外科学院才被改回内、外科综合的第一附属医院和中山医院。原内科学院的肺科、消化病组、心血管病组、血液病组的大部分医生调到中山医院。消化病研究组的正副组长是林兆耆和李宗明教授,组员有我、俆葆元、夏爱玉、汪师贞、黄宗干等。
中国最早的胃镜和腹腔镜的应用
李宗明教授首先抓诊断工具——胃镜和腹腔镜的应用和研制。我们用林教授从英国带回的Schindler半曲式胃镜做常规检查。这种胃镜长约50cm,接目端是钢管,接物端是一半晶体镜,可以弯曲,因此称半曲式胃镜。操作时,病人须侧卧呈虾曲状,头尽量后仰不动,相当痛苦,我们也只在指征明确时才做此检查。
事有凑巧,本院肺科杨献基医生和她的阿公伍特公先生来找我,请我为他做胃镜检查,诊断是否有胃癌。伍特公先生当时是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已是80岁的老人,做此检查有不小的风险。我当时举棋不定,正想婉言辞掉。
病人和家属察觉了我的顾虑,表示了充分信赖和理解。我只好极其轻柔小心地进行操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我反复从胃窦到胃底仔细检查粘膜时,我发现老人竟然睡着了,检查当然是成功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肝病患者的病理诊断常常弄不清楚,国外已有腹腔镜检查,但进不来。李宗明和我首先萌生自己装配膀胱镜的念头,把一个直的尿道膀胱镜改装成腹腔镜,经修配间师傅帮忙,居然做成可用了。
以后我和金慰倜、夏德全等医生合作,进行了近300次检查。
1965年,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91例肝癌的腹腔镜检查》。这也是在上海最早使用自制器械做腹腔镜检查的历史。
1961年捷克有位腹腔镜专家名叫Susek,他来沪访问时说要找个地方示范腹腔镜检查。市卫生局选定在中山手术室演示,由我做助手。我们没正规的腹腔镜,临时借了市一医院的一具东德出产的腹腔镜。就这样,腹腔镜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流行起来。我们医院是当之无愧的源头。
1955至1959年期间,上医和各附属医院奉中央命令,分出一半教师和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到四川创办重庆医学院,还分出许多医生支援新疆、安徽医学院。中山医院内科教研室由陶寿淇教授任主任,我为副主任之一。消化病组李宗明、徐葆元等人均已调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中山医院内成立,从此,心脏科独立于内科之外。
“一秒钟”肝穿刺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人有浮肿、肝肿大、转氨酶高,为了避讳,医生称为特发性浮肿、特发性肝大。究竟是什么病说不清楚。要明确诊断,必须采取肝活组织做病理检查。
科里原有一根叫Vim-Silvermann肝穿刺活检针,针粗,内有两片刀叶,容易引起出血。国外已有一种叫Menghili的一秒钟穿刺针,容易掌握,很少引起出血。我的一位同行朋友从国外带回一根给我。我马上找到上海注射针一厂的工程师,问他能不能仿制。他说有样子就行。
我和他经过几次研究,终于制成了内径1.8mm,成人使用的一秒钟穿刺针,这在临床上也用得很好。
我给本院同事刘厚钰(消化科教授)、陈灏珠(院士、心内科教授)、何梅先(心内科教授)等十多位医生都做过肝穿刺,效果都很好。后来我们又研制了直径1.2mm的小儿肝穿刺针。
1978年消化科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
编辑:张鹏
责任编辑: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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