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为袁牧之、王人美在《风云儿女》中

 

星宴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还是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艺术家赵丹、石挥诞辰100周年、夏梦从影65周年……翻开排片表，在“向大师致敬单元”，一连串曾经熠熠闪光的名字和影片，穿越时光又回到了上海的银幕。

 

《风云儿女》唱响《义勇军进行曲》

 

80年前，1935年的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今北京东路780号黄浦剧场），一部名叫《风云儿女》的电影在此首映。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影片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率先吹响抗日号角，旋即唱遍抗日烽火燃烧的中国。从前线到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无数的中华儿女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风云儿女》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公司创作拍摄，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1935年，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在上海，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有不准拍摄抗日影片的明令。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电通公司，虽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拍摄了《桃李劫》，影片插曲《毕业歌》鼓舞着年轻人面对着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紧接着筹划开拍的《风云儿女》，则直接以“九一八”后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他们走出大城市，走出对前途的彷徨，直奔东北义勇军，投身抗日杀敌的前线。

 

在田汉的笔下，《风云儿女》的主人公是两个来自东北的流亡青年：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演）和大学生梁质甫。他俩虽清贫，却热情帮助二楼贫苦少女阿凤（王人美饰演）和她的母亲。阿凤之母突患急病死亡，白华同情阿凤，收留在家，并以稿费收入助其上学。未几，质甫被捕入狱，而白华沉湎于对门刚离婚的贵妇施夫人的温柔乡，孑然一身的阿凤参加歌舞班谋生。质甫出狱后毅然北上抗日，阿凤与白华相遇在风云骤变的华北。阿凤演出《铁蹄下的歌女》，虽唤起了白华的爱国热情，但他终离不开施夫人。此时传来了质甫在古北口英勇牺牲的消息，白华深受震撼，做出了勇敢的抉择。在长城边上，他与阿凤再次相遇时，进军号角奏响，他俩与士兵、群众一起，向着敌人冲去。

 

关于影片的创作过程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夏衍曾有详细回忆：

 

1934年电通公司成立时，就请田汉同志写一个剧本。到这一年冬，电通公司催稿甚急，田汉同志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交给电通的孙师毅同志。田汉同志在他的《影事追怀录》中写道:“在一次(电通公司的)会议上，我也承担了一个剧本……”“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在此书的另一篇悼念聂耳的文章中，田汉同志写过：“他在日本学习中也没有丢下工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就是他从日本寄回来的。”

 

田汉同志的被捕是在1935年2月，这时剧本还在孙师毅同志处，原名《凤凰的再生》，后由作者改题为《风云儿女》。为了尽快开拍，电通公司决定由我将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由许幸之同志导演。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6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正在准备去日本，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时，就主动来找我“抢”任务，说这首歌一定要让他谱曲，我和孙师毅、许幸之都非常高兴。聂耳拿到我写的文学剧本及主题歌后，曾和导演许幸之讨论过，但没有谱成曲子，就到日本去了。我和师毅、慧敏为他送行时，他还表示这支歌曲定稿后一定尽快寄回，不会延误影片的摄制。

 

长期以来，还有一种传说，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同志被捕后在狱中所作，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托人带出来交给我和孙师毅的。这种说法，传得很广，后来连田汉同志本人也说:“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事实是许多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田汉同志的一首狱中诗稿混淆了。《风云儿女》的剧本是田汉被捕前写好交出的，怎么能把主题歌留在被捕后再写呢?但他的确在香烟衬纸上写过一首诗，那是田汉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维中同志带了女儿田野去探监时，他写的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这首诗写后，他要林维中交给了孙师毅和我，现已搜集在戏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田汉全集》中，原件一直由师毅保存，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浩劫已经无法找到了。

 

伴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唱遍全国。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立即将其灌录唱片，最初灌录《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是一群正当青春的左翼文化人，他们是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共7人。

 

《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显然没有止于银幕和唱片，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戴安澜率领的远征军二百师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军歌。1939年，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当年写成的《人民之战》一书里以这样的言辞形容这首抗日歌曲的流行程度：

 

“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了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中国深入人心，在别国盟友心中，也成为代表中国军民抗战形象的歌曲。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之一。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这首歌，对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表示敬意。1944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DragonSeed，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提名、最佳摄影奖提名)。《龙种》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得过4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凯瑟琳·赫本是影片的女主角，《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1945年美国举行胜利日庆祝活动，演奏《盟军胜利凯旋之歌》时，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消息，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54门礼炮齐鸣28响，欢呼声排山倒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武训传》赵丹自认最好的影片

 

完成于1950年的《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极其特殊的电影。1950年底影片公映后激起巨大反响。直到1985年9月6日，《武训传》才开始获得应有的评价。2005年在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回顾展上，赵丹之女赵青从中国电影资料馆借出拷贝在上海影城放映，《武训传》重见天日。

 

据赵青回忆，《武训传》一直是赵丹心中的痛，他对这部影片有着特殊的感情。晚年他一再对家人说，《武训传》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武训传》以清朝末年武训（1838—1896）的生平事迹为内容，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也的确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

 

在《武训传》拍摄期间，赵丹曾经在《大众电影》杂志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创作笔记《我怎样演武训》：

 

我想扮演武训的愿望，已是蕴藏了很久很久了。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1945年2月，我刚从新疆监狱里出来到重庆不久，病在医院里的时候。医生不准我看书，但倒也借给了几本画报一类的刊物，让我随便翻翻。一天，偶然就翻着了一部连环图画书《武训先生画传》。

 

初一接触，它就强烈地吸引了我。记得当时这一本连续而片断的小画册子给予我感动的强度，是难以形容的。差不多每翻一页，我心头的辛酸和郁塞就跟着加重一层。待看到最后一张：“武训死后，四乡的老百姓都自动赶来送殡，学生们皆放声痛哭。观者人山人海，于是无不叹息，互相细语：‘谁说武训没有儿子’……”的时候，我已是泣不能抑地放声痛哭了。因了这，那天还给医生添了许多的麻烦。

 

虽说以后在拍摄《武训传》的过程中也时常来翻翻这一部画传，但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第一次被激动的同样程度的感应力量，这也许是所谓“情绪的真实只有一秒钟”的缘故吧？现在冷静分析当时之易于激动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我刚从死的边缘逃生出来，受尽欺凌和侮辱。结果弄得妻离子散，并且眼看着那位法西斯蒂的杰出的后裔——杀人魔王盛世才，在献出了新疆以后，又逍遥自在地到重庆做起了他的农林部长，我却无法去报复我这五年（1940年—1945年2月）的血海深仇。

 

五年啊！五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的青春的宝贵的岁月，在那坟墓中埋葬了。以致出狱后生活与工作都跟不上时代，形成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同时又加以年轻人之不甘屈服的倔强性，一面急于要闯到现实斗争的生活中来，一面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基于这些错综痛苦的心境，找着了这位武训先生，就像找着一位知己，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一样。我想我是有理由拥抱着他放声痛哭的。

 

当时我简直觉得：只有我才能完全地了解他，只有我才能真实地看见那些地主恶霸与盛世才之流的残酷面貌。

 

……

 

无可讳言的，我站在武训先生的巨大身影前，却又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啊！武训一生都在坎坷中，从不企图得到任何人的点滴的恩惠，也从未注意到旁人的了解与不了解。我自感孤独，而武训却终身未婚，他说“有了义学比儿子都好”。我为了五年隔离以致使观众对我生疏就感到苦痛，但是武训呢，从未想到过自己的名利收获，乃至略为照顾自己的生活都不肯。

 

我有一个时期，那是在演过了《清明前后》，因为演技的失败，甚至脆弱到想放弃演员事业。但是武训呢，却是不断地摔倒、又不断地爬了起来，而且自己从来就没有认为已达到成功的境地，直到他最后闭目长逝的一刻以前他还是在行乞兴学。

 

这些都是我对武训的“直觉”。因了这个“直觉”我喜爱了他，也是我到后来之所以有勇气接受扮演这角色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凭着这个“直觉”——第一次的强烈感动——作为我创作武训的艺术形象的准则。

 

《武训传》影片也正如武训的事业一样，是经过了多种波折、困难才得以完成的。记得第一个建议将武训写成戏或拍摄电影的人，那还是陶行知先生。在一次集会上，陶先生很庄重地向史东山等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真正配得上是山东的圣人的不是孔孟，而是武训！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想办法的，是武训先生！”他还热情地自愿做这个戏的演出者。但不久（1945年夏天）抗日胜利很快就到来了，历史走上新的转折点，各个人都忙碌着部署新的工作地点和岗位。

 

接着而来的是国民党更显露出了它反动的狡猾面目，捣毁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愿望，于是我们的斗争就变得更加尖锐更加艰难。在团结全国人民、争取真正的和平和人民解放运动成为首要任务时，《武训传》在主题上就略显得不那么急迫。因而搁置了一个时期。

 

第二年（1946年）孙瑜先生从美国回来，随身就带着这部《武训传》电影本。说老实话，那阶段的《武训传》本身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缺点。

 

朋友们本来就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武训应该从头到尾都要以庄严、不屈不挠的超人气派来完成的；同时他们将武训比之于耶稣基督，比之于甘地……又一种想法是，认为武训只是一个被迫害者、甚至变态心理的人物……云云。因之在那一整个阶段里，我都没有能很明确地固定对武训的认识。

 

虽然我也注意到了他的出身，也企图把他演成一种特殊的贫农性格（又要是人、又要是神），但最多也只是研究怎样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格，在外形上怎样安排走路的样式，以及因劳动而佝偻的脊背……这一些支离破碎的形象，或者是一些片断的情绪变化发展等等技术问题。而所谓武训的精神呢，我就干脆以耶稣或清教的精神来替代了。总之在那一个创作过程中，最多也只能算是摸索和试验的阶段。

 

在山东武训的家乡，我交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庄稼人，一个是武训师范校长的小儿子，一个是学校里养着的一匹小骡子。这个庄稼人短短的身材，有向里弯的粗粗的腿，他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教给我用脚筛面粉。他手里空着，却在面前挂着一副木梆，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子来，像跳舞用的音乐节奏，非常愉快地打着。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手歇着？”他却说：“歇着干啥？”问他：“打梆子有什么用？”他说：“可以解瞌睡！”我在这里才真的相信：是劳动创造了音乐、舞蹈和一切文化艺术，也由衷地认识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他晚上时常喜欢来参加我们的晚会，自动表演节目，真的伶俐极了、活泼极了。

 

另外一个是校长的小儿子，七八岁，一脸土。看见人只是傻笑，一句话也不说，你跟他成了朋友，他也不说话。我们的孙小弟（扮武训幼年的小演员）跟他初次见面就两人抱起来摔跤，孙小弟总是胜，可对方总是跌倒了又起来摔，无论摔得如何疼，从不哭一声，总是笑。他俩就是以此方法来交朋友，而且越摔越亲密，直到最后我们上车离开之前还摔了一跤，两人笑着分开了。

 

小弟与小骡子也成了好朋友，小弟可以省下自己的馍馍，偷偷喂它。而它呢，每天一清早就来用头推门，等小弟起床；有时跑进屋来，站在小弟的床头——“你等着，我穿衣裳呀！”小弟对它说，而小骡子就真的等着。据武训师范的同学告诉我们：有一次上朝会，校长训完了话，这匹小骡子也跑到校长刚才站过的地方来秧歌，摇了两下耳朵。它又常常用嘴衔着上课钟的绳头，当当当打几下。

 

这一切似乎都与武训无关。但从这朴实的、淳厚的农村形象中，和那种真善真爱的感情中，我看到了武训的影子。

 

那第二步是如何能使自己也变成那个善良、纯朴、诚实的人，也就是如何培养劳动人民的气质。我认为如果要体验和培养这种气质，必须时刻检查自己是否思想正确、是否无私，而更主要的，是否自己的行动和情感生活完全忠诚于自己的思想。只有在自己完成统一、完全负责地谐和地生活着时，才可能体味到武训的精神，才可能了解他的心境、了解他的行动。

 

从我这次的演出上看来，仍是没有严肃地达到这个理想。当然这里还包含着一些演技本身的缺点，但更主要的还是我支离破碎的情感和生活习惯，损坏了我对武训的扮演。将近两年了，武训跟着我，对我是个很沉重的负担，今天可稍微松口气了。

 

武训督促着我、鞭策着我，有时甚至鞭策得鲜血淋漓！同我生活了这两年，我要感谢他对我的鞭策。

 

1950年12月26日(节选于《大众电影》1950年第9-15期)

 

《雾海夜航》石挥遗作

 

《雾海夜航》是石挥生前的最后一部影片，完成于1957年。在编导一栏署名“俞涛”，用的是石挥本名石毓涛的谐音。这位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的表演大师，是在艰辛的底层生活中，凭着自身的刻苦和悟性，走上了表演的舞台。1940年，他来到上海，演出了话剧《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等近30个话剧，所演角色个个不同又活灵活现，深得观众追捧，人称“话剧皇帝”，并从舞台走上银幕。1950年，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我这一辈子》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此后导演的《鸡毛信》获得1955年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1956年，他着手筹拍《雾海夜航》。就在他自杀前10个月——1957年新年之际，他特地撰文《一年之计在于春》，向观众报告了自己的新年计划：

 

一九五七年到了，人们又长了一岁，日子过的好快。

 

京戏里有这么一句唱词儿：“一事无成两鬓斑”，从前只觉得这句唱词很好听，现在唱唱则感触颇深。这几年究竟我给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创造了些什么作品呢？惭愧的心情常常伴随着我。说实话，这不是今年才感觉到的。

 

原因很多了，主客观皆有之，咱们不去谈它，反正观众伸手向我们要影片是真的。咱们都愿意拍更多更好的影片也是真的，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愿望，很久以来我在想着今后我准备干点什么。

 

我从前是个演员，现在我很愿意人家还承认我是个演员，那么我想演个戏，演一部我喜欢演的戏——喜剧。最好是黄佐临先生导演。这样说并不是我能演喜剧，而是我喜欢演，黄佐临先生是我多年来受教益的人，我愿意与他台作。

 

目前我正在编写一个剧本，是根据一九五五年底报纸上发表的“民主三号轮船遇险”的事件而进行创作的。当时我就有很大的冲动，事件本身感动了我，我一直想表现人民解放军这种“舍己救人”的可贵品质。现在如愿了，领导同意我写，已经在写，而且完成了初稿。我愿意替我的作品吹吹牛，这个剧本的样式非常新鲜，连我自己都感到特别，人物很多，大小总有好几个，人各有貌，貌貌不同，也许我自己导演，也许请别人导演。这是一九五七年我的主要工作。

 

如可能，我想争取改编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我从小就读他的作品，而且对北京的生活我又较熟悉，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人，至于选那一部作品尚在考虑中。

 

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写一两段相声。我喜欢这个形式，也表演过，因此有极大的兴趣。一九五七年我希望写出一两段来，供大家笑一笑。

 

好了，如有一件事能办的到、办的好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想办的太多，愿意和观众们在银幕上相见吧。

 

1957年1月（节选于《电影艺术》1957年01期）

 

夏梦，金庸心里的《绝代佳人》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授予今年正好从影65周年的香港著名演员夏梦。1950年，她加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从此开始了银幕生涯。

 

在无数上了年纪的影迷心中，夏梦是中国的奥黛丽·赫本。她不仅有风华绝代的美貌和温婉得体的仪态，更是香港左翼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当年，在无数喜爱她的粉丝中，有一位年轻的影评人，写下了“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1951年，他以林欢的笔名为夏梦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并加入长城公司，他就是后来创办了《明报》的金庸。当时有一位剧照师陈家洛随时跟着夏梦，羡慕不已的金庸记住了这个剧照师的名字，时隔多年，当他提笔写下第一部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主角的名字便是“陈家洛”。

 

《绝代佳人》取材于虎符的故事，从悲惨过人的身世，到成为信陵君的门客与之相爱，再到入宫为妃，直至最后窃虎符从容就义，夏梦饰演的如姬一生跌宕起伏，也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而她与信陵君相知相许却不能相守的动人爱情，也成为了电影中的主旋律。影片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荣获文化部编剧金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