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虞琴刊》,1937年上海铅印本。因印数不过数百,且印成时正值抗战开始,故流传极罕。这样一部近代琴学的重要刊物,琴人多置案头,时时翻检。需求如此,而旧本难觅,四十多年来,影印本竟达五种之多。尤其是近十数年,琴学渐兴,影印于其间者五中有四,颇可见时代风尚之转变。
原刊仅印过一次,并无版本上的分歧,按说五个影印本亦当彼此毫无分别,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兹将五种影印本开列如下:
一、全书收入唐健垣编《琴府》上册,台北联贯出版社,1971年4月。以下简称琴府本。
二、单行本,影印者不详,约1990年代后期。内部出版物。
三、单行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编辑委员会影印,2006年12月20日。内部出版物。
四、单行本,苏州吴门琴社影印,2007年10月。内部出版物。以下简称吴门本。
五、单行本,列入“近代中国艺术史料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以下简称上海本。
其中第二种,是我十余年前常用之本,自友人处辗转借来。因归还已久,止记得印制粗陋,尤其是卷首照片数页,不按原刊用铜版纸,仅充以普通正文纸,故而几不能卒观。唯相伴既久,感情自生,倒也时常想起。第三种系因配合举办今虞琴社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而印,特加一页,类似题词。此版刚刚印成,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看到,随手一翻,就发现遗漏了刊登《本刊附白》的最后一页,本本如此。相对而言,差异而能让人略感兴味的,是另外三种。
先分别说在大陆和台湾正式出版的两种。琴府本最大的特点是,将几乎所有的“查阜西”都改成了“查照雨”。查阜西先生,号照雨室主人,这么改当然不算错,问题是为什么要改。稍微了解查阜西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份不仅是一个琴坛领袖那么简单。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长期从事民航工作,1946年又被召唤归队,在周恩来、吴克坚领导下为组织输送情报,在国共谈判过程中配合转移张治中家属,曾经引起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怀疑。最重要的是,1949年11月,他在香港主持两航(中央、中国航空公司)起义成功,十一架飞机北飞,投奔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轰动一时。查阜西,不是一个让台湾当局舒服的名字,尤其是在戒严未除之际,不改其名,给人抓到把柄,未免祸殃全书。于是,查阜西就成了“查照雨”,犹如其时台湾出版左翼作家著作,鲁迅被改为“卢信”一样。当时在台湾的琴人中,胡莹堂(1896-1973)、吴宗汉(1904-1991)王忆慈(1915-1999)伉俪都是查氏故人,尤以胡莹堂与查氏为莫逆之交,何况查阜西在琴人中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查照雨”也就是用来搪塞外人的而已。
再说上海本。卷首另加的《近代中国艺术史料丛书·出版说明》、《影印说明》之外,最大的区别在第三三六页彭庆寿(祉卿)《编后语》,其第八、九行“然而”下有一句被抹去,而用铅字改为“浩劫如斯,文化凋残可虑”。过眼数版,这却是第一次看到,亟以他本勘之,发现被涂去的原文是“敌焰方张,文化摧残日甚”。两句意思差不多,但“敌焰”所指极明确,“摧残”也有主动方,但“浩劫”、“凋残”只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叙述而已,并无指向。《今虞琴刊》已经到了淞沪抗战的最后阶段,所以“敌焰方张”之所指也就很明显了。上海沦陷后,刚刚出炉的琴刊,一部分运往后方,一部分就地分发。这个被改动了的影印底本,无疑就是留沪者之一,是为了减免不必要的麻烦而为之的。以上二例,都可视作因政治环境而对原书的改动,所不同者,上海本所据底本如此,改动在影印之先,琴府本改动在影印之后——影印本未必“忠实”于底本,于后者又见一例。
吴门本的情况与琴府、上海二本不同,而是另行添加了两页:卷首一页是“纪念吴兆基先生百年诞辰重印 丁亥重阳 吴门琴社”字样,表明重印因缘;在原刊最后一页的背面加刊了民国苏州琴人王仲皋的小传与操缦小影。王仲皋并不是很受注意的琴人,存世资料极少。这一影印本附加的资料,自然就颇为可贵了。而之所以这么加这一页内容,是因为影印底本系裴金宝先生所藏的王仲皋旧藏本。
最后不妨扯一点闲话。庚寅深秋,在杭州偶逢裴金宝先生。我知道他有王仲皋《琴学真诠》半部手稿,顺便问及。裴先生说,多年前他从一位中学教师那里买到一张古琴,顺搭拿下一些琴学资料,包括这半部手稿、几本琴谱、一本《今虞琴刊》和少量信札、老照片等等。据那位教师说,他与王仲皋的女儿是同事,关系很好。老太太终身未婚,孤无可依,殁后便由他代办了丧事。这些东西皆为老太太的遗物,另尚有日记数册。琴与琴谱当给知琴之人,交易完成,便无瓜葛。裴先生又问他:“那日记怎么处理?”对方说,日记里有隐私,不宜公布,只能及身而毁之了。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十多年前,我发兴撰写《古琴家徐立孙先生年谱》,所涉人物皆附注小传,但泰半不可详考。后来在网上列出一份名单,请求知情者提供资料,尤其是生卒年代,几乎无人应答。历时既久,也便渐渐淡忘。戊子岁暮登录某网站,收到一位“huangximing”发来的社区短消息:“我有王仲皋(王寿鹤)女儿从抗战到建国后的日记,其中记到一些王家琴事,另外还藏有王寿鹤印章一方。日记反映:王仲皋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死于1952年阴历十一初七(阳历12月23日)。”王仲皋正是那份名单中之一人。我立即回复,但从此再无回音。他真是一位神秘人物!
如此看来,“huangximing”便是当年与裴先生接洽之人。他能为琴与琴谱找到合适的新主人,而严守隐私,可谓忠人之事,不负逝者。这样的操守在今天尤其可贵。只是那本日记里,一定会有许多琴史资料,任其消亡未免太可惜了。我若能和这位先生联系上,一定会劝他,销毁日记之前,先将其中的琴史资料整理出来。如此,才是真正的人琴两不负罢。裴先生将王仲皋小传与小影加在《今虞琴刊》影印本之后,想来也有这般饮水思源、彰显前辈的微意在。
2015年7月18日
文/严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