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飞廉

如果有一位闲得……牙疼的靡非斯特，跑过来跟我打赌，说飞廉兄我们玩玩，现在有一架亮晶晶的时光机正要搭客，你上去重返四十年前你那个破村庄，那个名叫农四小学的由十位民办老师护法的学校，六岁的你跟着八岁的姐姐，搬走家里油腻的杉木炕桌，一身汗，坐在一年级教室的第一排，笨嘴拙舌地念：a，o，e，i，u，ü，芝麻开门，六个打开文明世界的符咒，你还能够而初中，而高中，而大学，硕士什么的，博士什么的，如今教书，写一点破文章吗？你如果重新做到了，请告诉我支付宝账号，我打给你的钱，一定让你一口气念不完尾数上的“0”，如果做不到，请致上你的灵魂（教书与写字匠的灵魂有这么值钱吗？真是承靡兄青目啊）……我敢赌吗？我不敢，我会对靡非斯特讲，向前走，第一个红绿灯右拐，一家福利彩票店，我去；向后走，第三个红绿灯左拐，一家证券公司，好多开户炒股票的新浮士德，你去，他们在等。

是的，想想我这一条由“a，o，e，i，u，ü”开始的人生“叙事弧线”多么诡异！它经过了一番“上升动作”，却不走寻常路，没有将我导向泥瓦匠、木匠、水电工、修路工、矿工等汇合而成的农民工大军，成为一个劳作在乡下、双手成茧的农妇的丈夫，两三个沉默寡言、面目黧黑的乡下孩子的父亲。我隔壁的大伯常常问我在城里干什么，每次我都要嗫嚅半天，又不是“当官”，也不是“当工人”，长得白白胖胖的，编辑？作家？教授？牙齿已经全部跑路的大伯不仅是听不懂，还会觉得这些名堂非驴非马，像骡子一样，没得么用。

也许是基因变异？我上学的第一年暑假，将远没有超过六十分的数学、语文卷子往鸡窠里一塞，就去忙着钓鱼抓虾、打枣偷瓜，摸翠鸟的屁股，掏麻雀的蛋，直到有一天黄昏，大事不好了--我与翠红宝伟们在生产队打稻场的煤核堆上玩拔河，扯的是给抽水机供电的电线，前两天恰好断成两截，断头的线尾就捏在我心里。我拔赢了没有？不记得了，打稻场上飞舞着蝙蝠与蜻蜓，我手中的电线忽然通了电，三百八十伏的电机电压，像高压水龙头似的，一下子将我冲到地上，昏迷过去--感谢在煤堆下捆草头的荣伯妈，要不是她机智地用扬杈将电线挑开，叫两个男将用刨板把我抬到大队的医疗室，让赤脚肖医生打吊针，“笔会”的读者诸君，恐怕就看不到飞廉兄这篇其实很悲伤的文章了。而今我手掌上因农事结出的茧子，都已经褪光了，但那一条电线烙出的疤痕却留在掌心上，我刚刚问过度娘，这个疤痕正好在“智慧线”的末端……难道是因为身体电击与更改掌纹，加快了我智力进化的步伐？等到新的学年开始，我就可以领奖状回家给母亲看了，母亲小小地高兴一会儿，一摆手，就让我去帮她挑水、摘菜、扫地，牛羊下来，赶鸡回埘……

我其实更想将我中了彩票一样的好成绩归功于我母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在湖北省嘉鱼县打工，做泥瓦匠，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很爱写信。我父亲那时候三十出头，会拉二胡，应是有一点情怀的乡下孙少安孙少平们的同党。麻烦的是，他写信的对象，我母亲，却只是一个乡村扫盲夜校的肄业生，她认得的字，用乡下的话讲，的确就是每一个字写“升子”大，都填不满两箩筐。她只好命我，这个二年级的学生帮她写回信--吃了夜饭，点起柴油灯，她坐在床沿上一边扯着索子纳鞋底，一边口述，我趴在沿桌上一边记录一边发挥（为什么不是我姐呢……她这个时候也许在洗碗），西边的稻谷怎么样，南头的棉花怎么样，北头的芝麻怎么样，菜园的黄瓜有多长，茄子有多短，打药用了几瓶一六○五，上肥又用了几袋碳酸氢氨。可惜我父亲没有保存这些拼音与汉字缠绕的两地书，不然我也会像E.B.怀特那样，拥有九岁时的手稿，喜爱《草木一村》什么的朋友，也会发现，我写风土、草木与田园，其实是很早很早的，差不多就是骆宾王咏鹅的年纪……我很快就学会将柴油灯下、东南西北中“纳鞋底”式的笔法用到学校的作文课上，我的一天，稻谷加工厂参观记，插秧记，摘棉花记--教语文课的郑金芳老师注意到我了！有一次，我语文考试，作文满分，填空题里面，却写了两个错别字，金芳老师又气又急，由讲台上冲下来，扯着耳朵让我去黑板上重写--他老人家教语文，遇到一张一百分的卷子不容易，强迫症发作，恼怒可以理解，可是我后来做编辑、写文章，一看到错别字，耳根就会疼……

感谢荣伯妈与我母亲，有了智力的进化与沿桌上的写作与会计练习，我在小学与附近的几个村里，好像成了“仲永”一般的家伙。奶伢吵夜，女人们会祭出吃人肉的“麻叔谋”，少年郎不听话不读书，我就是那个倒霉的“邻居家的孩子”。有一天下午，金芳老师到我家里来，找到母亲，说镇上“教育组”挑出了五个孩子，要代表镇里去参加孝感市的竞赛，我是这五个名额中的最后一个。我大概是在刚结束的全镇小学期中考里，挤进了那些奶声奶气讲普通话的镇小学孩子们中间吧！我母亲不知道什么叫竞赛，金芳老师也不知道，这在他做民办老师的生涯里，是第一次。他叮嘱我母亲，明天到肖港镇教育组去，会齐其他四个孩子，一起去孝感。

肖港镇！京广线上红头绿身的蒸汽火车由河南下湖北，过武胜关、鸡公山、花园镇，来到江汉平原的第一站。火车喷着白白的蒸汽轰隆隆开走后，道口上的老工人就会神气地吹起口哨，挥动小红旗，将我们羊群一样放到对面的街上，供销社、新华书店、电影院、奶声奶气用普通话念书的学校……母亲带我来卖菜、看楚剧《四下河南》黄梅戏《天仙配》，虽然只有两三回，但每一回都是乡下少年男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金神庙集市与肖港镇比，就像孙悟空的花果山跟玉皇大帝的天宫比！

孝感？母亲第一次去孝感，还要等三四年后我读到初中，与父亲一起鼓捣养平菇的时候（我看《平菇栽培指南》，他负责买菌种，用棉籽壳做菌床），母亲才会挑着平菇去孝感城。所以我与母亲都不太能想象，比肖港镇这个天宫更高级的孝感城是什么样子，母亲说将我交给教育组的“干部”，她就放心了，她心里有一点发慌，我知道。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被母亲叫醒的时候，外面的天还是黑的，母亲炒了油盐饭，特别加了小葱和鸡蛋，我吃了一大碗，母亲吃了一小碗。我背着帆布书包出门的时候，果然是一轮秋月未西沉，天上启明星滴溜溜在转，东边的朝霞凝成一团，四里八乡的鸡鸣席卷大地，肖港镇就浮在波涛一样的鸡鸣里，在霞光即将勃发的地方等着我们娘儿俩。

秋风阵阵，摇动路边的稻田，晚稻已经灌浆成穗，低垂着头等待秋收。还未到打霜的时候，两边沟渠中的马齿苋与书带草还在努力向大路中央爬，叶片上沾满露水，将我和母亲的黑布鞋与蓝卡其布裤脚都打得透湿。有时候，风会将稻田蜘蛛吐出的一团团蛛丝吹到脸上。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星星消失，鸡叫停歇，天空变蓝，朝阳已经由东边大别山的脊线跳跃而出，将金色的光芒投放在南来北往的大路上。我还特别喜欢路两边新栽上去的白杨树苗--公社开春将这条大路拓宽到可以开拖拉机，路边十来步远，就会种上一棵拇指粗细的白杨。白杨还没有长分杈，叶片一对一对地生长，被阳光映照成一百多张哗哗作响的金片。灰喜鹊歪歪倒倒地斜踏在它们的头顶上。白杨与水杉，都是最近移栽到我们田野上的树种，它们的样子，就像是城里来的小孩与工人，好神气。

我们村离肖港镇十里路，步行大约需三个小时，以母亲的说法，是寅时出门，正好赶上人家教育组的老爷们点卯。我们惊风犯露地走出一身汗，却并没有觉得累，太阳变白、变热，升到头顶前方的时候，母亲领着我走进了肖港镇，穿过由老工人指挥的道口，打听到了教育组，一个小小的被两棵奇怪的梧桐树（法国悬铃木）掩映着的院子。两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站在梧桐树下面，听母亲讲清来龙去脉，将我这个“仲永”推到他们面前。小时候我发育慢，长得矮，八九岁，看起来，可能就是六七岁的样子，两个中年男人就笑：“你早上爬起来吃奶，误了时间！去孝感的车，都开走快一个小时了！”母亲一听不用去孝感，倒是舒了一口气，扯起我就往院子外面走。

我由母亲扯着，高一脚低一脚地离开了肖港镇，好像走在夏天的午后，积在天边的云堆里。母亲抱怨城里人的规矩不好，这么早就走了--我们在乡下读小学初中的作息，是清晨去乡校朝读，之后回来吃早饭，上午上课，会在九点左右。我们披星戴月地往梧桐树下赶，可是靠两双脚，哪里赶得上他们的吉普车呢？我听不见母亲的唠叨，木头木脑走在积雨云堆里，想着被人家当作“奶伢”笑话，想着不能去赶考，周身好像栽倒在春冰的池塘，钻进麦芒霍霍的秸秆堆，被母亲的缝衣针包围，又痛，又麻，又痒，终于走不动了。我扶着路边的白杨树哭，树干上的天牛识趣地爬走了。母亲安慰了半天也没有用，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发脾气，只是对我讲：“你回去好生读书，以后在镇上当个干部给他们看！”

上个月，我开车回家，带着儿子，由肖港镇到我们村，走的也是这一条路。三十年过去，当年拇指粗细的白杨树，都已长到合抱，一二十米之高，将乡间公路护持成为优美深邃的树巷，成为噪哇腾跃的灰喜鹊之家。我找到了被我童年时的泪水浇灌过的那一棵树，它摇摆在秋风里，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家乡的田地。我将车停在它的旁边，手握方向盘，透过前挡玻璃凝望它的身姿，将前面的那一段故事讲给儿子听。儿子坐在车的后排，小白杨树苗似的，恍惚中，我好像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由卡其短裤、黑布鞋、黑红的脸，换成牛仔裤、运动鞋、皮肤白净。他的吐槽是：“奶奶的油盐饭炒得的确好吃。”一个经历了无数的竞赛、厌倦了各类考试的武汉少年，他怎么会对三十年前的那个清晨有“代入感”呢？

我声音发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能哭。不能当着儿子。不能当着从前的自己。不能被快要成精的白杨树笑话。灰喜鹊们也在偷偷看。发动车，继续走。十里乡村路，悬挂在当年我们这些乡下少年眼前的铁幕，由星辰、明月与朝霞点缀的铁幕，步行需要三小时，如今车程是十五分钟。

201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