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

就在前几天，文汇报又报道了上海交大医学院本部89名新生中近半为医家后代。我很为这些孩子感到骄傲。虽然在过去，医道世家几代相传，并不稀罕，但放到眼下，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好新闻。为什么？因为他们弥补了一种我们共同感到的缺失，不只是医道，是一种社会重要价值的缺失。

这件事发生在好几个月前了，如果不是看到那张微信疯转的照片：女护士穿着婚纱在海滩俯身救人，我大概也渐渐淡漠了。或者，不想说多余的话了。

那天在人大讨论卫生系统的一个规划，轮到我发言，总是先肯定了这个规划的诸多优点。同时也提出，现在社会上普遍反映医务人员较冷漠，对患者缺乏同情和人文关怀，建议在“指导思想”一节中加几句倡导大爱，重视年轻一代医务人员人道主义精神培养的意思。我还举了个例子：当年我国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给学生出了个题目，让他们完整描述孕妇分娩的过程，结果林大夫只给一位学生打了高分，因为这个学生在描述中有一句“孕妇头上沁出黄豆般的汗珠”。林大夫认为只有他感受到了孕妇的痛苦。没想到我话还没说完，一个洪亮的声音呼啸而来：“不要讲大话、空话了，医护人员的待遇不提高，讲什么人文精神！”主持会议的人连忙说：“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好么？”洪亮的声音似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愤，继续着他的观点。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原准备好的内容只能草草收场。我突然觉得，在这个公共空间，他的气场比我大，“人文精神”，俨然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它是那么的不合时宜，“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接下来，一位女代表发言，她好像是一位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她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医院有26个手术房，按规定每个手术房要配两位麻醉师，但现在她们40人都不到，四处找人都招不到啊。麻醉师们每天像打仗一样，高强度工作，为了手术不上厕所，水都不敢喝。她说着说着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仿佛有满肚子的委屈：“我们平时也要求医护人员讲人文关怀，走道上看见患者要打个招呼，说一句‘不要着急’什么的，但一旦有急救病人，我与她们说抢救生命在人文关怀之上。”我知道她这番话是对我发言说的，我也感到了自己对医护人员的艰辛缺乏了解，只是觉得她的表述有点欠缺，“人文关怀”不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为什么要把“抢救生命”和“人文关怀”分开呢？“人文关怀”只是一种服务态度，一种窗口形象么？是不是有许多事情都可以在“人文关怀”之上？这样，“人文精神”似又变成了“二等公民”。

话到喉头仍然无法出口，想到女代表的抽泣，想到宏大声音的激愤，他们一定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苦楚，他们也只是为医护人员说说话而已。你说人文关怀，那么，对医护人员关怀了么？那些隔三间五的“医暴”事件，那些疲于奔命的急诊室护士，那些英年早逝的医务人员，医学院难招好学生，高考每年都在降分，小儿科后继乏人……以后到了关键时候，会不会一流人才遇不到一流医生，重大的科研成果就此夭折？普通百姓得了疑难杂症，会不会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孩子们看到不懂儿童心理学的医生，会不会产生“白衣恐惧症”？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人文地对待医务人员，或许这就是将来的报应。但转念再想，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吐槽一些医护人员过于冷漠吗？我曾在急诊室亲眼见一位老人动脉抽血，八十多岁了，手有点颤抖，护士拔出针头让她自己按住，转身就走了。老人无力，血一下就喷了出来，在外等候的家属冲进来责问护士“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护士一脸不在乎“我让她自己按住的呀”。有一些年轻护士，病人或家属就站在她眼前询问，她们还是漫不经心地玩手机，聊家常。但那又怎样呢？在国民素养正成为全民族焦虑的这一刻，哪一行又没有荒腔走板的事？

当内心一种质疑被另一种质疑所抵挡，一种善意被另一种善意所稀释，一种价值被另一种价值所冲撞，说话就变得十分困难。你自己犹豫了，你感到底气不足，你甚至觉得自己的话会不会有点矫情，于是你就语塞了。

但人的难处是语言可以控制，思想却无法停止。特别是当你看到新的事实，可为你的观点做佐证，你的思维一下又会被激活。也许，当你语塞的那个阶段，你一直有意无意地在寻找你的佐证，你的逻辑，你心仪的那些人，你不相信自己真的错了。

有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社区居民口述史的采访，接触到一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护士，叫许宝英，现在已八十多岁。她说起她们当年的工作，那时病房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夏天护士背上都汗津津的，但每人手中挽个篮，里面四件套：毛巾、药棉、体温表、针筒。每天要做到为病人翻身、擦背，保证不生褥疮。她们的口号是消灭红灯，即病人打铃。我说现在这些事都是请护工做的，病人太多护士忙不过来。她微笑着摇摇头说：“不是这样的”。她说现在见一些护士拿医院里的白纸吐瓜子壳、用酒精棉花就像家里的一样，那个时候她们连一张便笺纸都不会私用。她最后说了一句：关键还是人啊！她想起了八十年代的一位老院长，说人真好。

有时候你就会想，为什么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可以安贫守道，到了相对富裕的时候，那些“道”反而变成“大话、空话”了呢？是不是因为普遍贫困的时候，“守道”对每个人都带来温暖，是那个体制维持秩序的栅栏，亦是评价好人的标准。而有了市场竞争，有了贫富差距，就有了新的价值尺度。货币几乎成了衡量人的重要标准。于是，就难免会产生攀比心理，就会对不同群体付出的劳动和占有的货币是否公平产生质疑，像过去那样“守道”会不会真的成了弱者的遁词？因为，个别人、少数人，甚至部分行业的“守道”，不足以造就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给自己一个理由，在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起公平、公正制度时，人们“舍道”“弃道”是合理的、正常的。只有争取公正权益才是正道，才不是“大话、空话”。于是，狄更斯那段关于“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时代”的名言就会在你耳边响起，果真是这样一个时代么？

其实，你稍稍留意仍可以发现，总有一些人，岁月再怎么变化，他们仍会默默“守道”。华山医院放射科主任耿道颖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冰冷的机器无法替代医生，那么，医生的诊断也不该是一句冷冰冰的结论。这或许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她不仅读片读得准，从来不说“可能、好像、大概……”这些病人不愿听到的话，总是设身处地对他们讲读片之外的心里话。但我想，她也一定感受到了人们对医院普遍的抱怨。她也许无法改变医疗体制，周边环境，但她可以身体力行地给病人温暖。新民晚报曾报道过，长海医院两位年轻医生，在找不到家属的情况下，果断在同意书上签字：如果有什么事，我们俩承担。及时手术救人一命。这种对生命的敢于担当，不是人文精神的最好实践么？

就在前几天，文汇报又报道了上海交大医学院本部89名新生中近半为医家后代。记者写到：七宝中学的徐露文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奶奶把她叫到跟前面授家训：‘子为良医，孙为良医，子子孙孙皆为良医’。”徐露文说：“以前士大夫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们家说的是‘不为良相，只为良医’。”徐露文学医想法出现得很早，四岁那年，她跟随去名古屋大学读博的父亲到日本，父亲看病，她在一旁，“我跟爸爸只有一个屏风的距离，听着爸爸和病人交谈，父亲问诊结束，我就把老年病人搀到医院门口，他们脸上的笑容和对爸爸的感激之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起我就想当医生。”

我很为这些孩子感到骄傲。虽然在过去，医道世家几代相传，并不稀罕，但放到眼下，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好新闻。为什么？因为他们弥补了一种我们共同感到的缺失，不只是医道，是一种社会重要价值的缺失。也许，他们本身并未怀有弥补的宏大愿望，也从未想过要别人见贤思齐，他们甚至也不是“大爱”、“人文关怀”理念的鼓动者和揄扬者，他们只是出于知人情冷暖的直觉、本能，如作家木心所说，这“是历千万年之经验而形成的微观智慧，冥潜于灵性的最深层次”，或者说就是带有某种“神性”的天良。一个实习医生能感受到孕妇额上黄豆般的汗珠，一位穿着婚纱的护士会没有犹豫俯身救人，一个四岁女孩在父亲与病人的交流中，就选择了医生的职业，这究竟是什么的作用？如果教育者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如果话语者失却了对他人苦难的基本感受力，如果我们文字描述的世界和人们感受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那语言的“通货膨胀”和“贬值”就不可避免。

我似乎渐渐明白了语塞的原因，是我内心对话语的自信不够，是我们在体制的借口下推卸了个人的责任，是我自己对“神性”产生了怀疑。谁说过的，人啊，你若要神助，先自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