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2003年之后开始用计算机写作，一键轻敲，百篇庋藏，都在硬盘文件之中，偶尔对屏卷看。不读则已，一读就想改;一改辄不能罢休，几乎除旧布新。也因之暗自庆幸:好在当时没有出书!　在我的计算机里，绝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藏天下录”。

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可见传家文气，累世风流。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甚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没有完全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仍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立言”了，然而既未获刊行，便不可借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宛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既不失实，也保全了亡者颜面，如此修改，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

然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藏于家”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例以示法，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

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恐后争先而徒呼负负的感慨。作文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本来文章无法，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絷文词之法。你也可以说:本来文章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

于是学子所能悟者，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借巧言、说假话，“修辞败其诚”。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临考时兵来将挡，水来将也挡;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临考时张冠李戴，李冠张也戴。下焉者只好闲话两句，“匆匆不及草书”，顺便问候批改老师:“您实在辛苦了!”无论何者，面对考题，只能顺藤摸瓜，捕捉出题人的用意，趋赴而争鸣。国人多以中文系所、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事实却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不是培养专业作家。而我却要说: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教文章，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运用文法学、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设局命题，制订评分标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更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煞。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

有文藏于家，时或欠公德。毕竟我眼里还看着:年复一年、有如必要之恶、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而举目多有、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行其道。实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大概除了等待天才如戈多、却永无可期之外，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　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也着实大不利己。

于是搜筩发箧，检点篇什，编而辑之，而成这本　《文章自在》。书中除了序文之外，还包括概论三篇，引文三十四篇、例文三十九篇，兼收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林今开、毛尖等古今诸家文各一篇，以及跋文、附录各一。

小子何莫学夫散文?　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而不行于世，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便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