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杨绛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点烦”论，曾在文学翻译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引起众多学者的赞誉和争论。杨绛先生在　《翻译的技巧》　一文中称：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　《史通·外篇》　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一)“点烦”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颠倒，也不能连接为一句，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二)　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翻译理论家郑延国先生撰文表达了对这段文字的理解:“这短短二百七十一个字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何谓点烦；二是点烦的目的；三是点烦乃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四是点烦的具体操作。显而易见，‘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顾名思义，便是‘简掉可简的字’，其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学者们普遍认为，翻译中的“点烦”是在不伤及译文内容的前提下，锤炼语言的一种手段。一般是在译完相当长的段落、篇章，乃至全书以后，译者对译文作进一步加工或润色时使用的。因为译者在从事译述的过程中，由于思维定势的关系，思路很容易随着原文走，语言上也难免会出现“洋化”、“累赘”、“拗口”的地方，有时是大段的，有时虽是个别句子，却殃及全文。这就很需要译者用清醒的头脑来加以“点烦”。“点烦”的好处在于注重译文的整体感，使译文简洁好读。李景端先生曾为　《堂吉诃德》　的译文“点烦”一事求问过杨绛先生，她是这样回答的：“《文史通义》　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　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　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杨必　(1922—1968)，女，杨绛先生胞妹，著名翻译家。祖籍江苏无锡，高中毕业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后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译著有英国作家埃杰窝斯　《剥削世家》、英国作家萨克雷　《名利场》　等。

杨必没有出国留过学，但聪明用功，并长期跟外国在华的修女学习外文，所以语言方面造诣很高，而且文学修养深厚。其译文不囿于原文束缚，在深刻领会原文精髓的基础上，灵动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独特神韵，读来生动流畅，毫无翻译的痕迹。杨必所译　《名利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文学翻译界奉为不可多得的佳译范本。评论家认为：“她的译文往往打破语法的桎梏，摆脱语序的束缚，推倒原作结构，紧抓原作实质，大胆地来一个‘再创作’，达到了译作的较高境界：忠而不泥，活而不滥。”

杨必从事文学翻译，与其姐夫钱锺书的鼓励和指教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翻译《名利场》　的过程中，有关翻译的风格，以及书名的确定，都得到了钱锺书的直接帮助。这部优秀的译作，几十年来在我国翻译界放射着自己璀璨的光芒，是众多文学翻译爱好者学习的典范。而此次杨绛先生对　《名利场》　译本的“点烦”，在杨必优秀译文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真正是精益求精，锦上添花。经过“点烦”的译文，融入了杨绛、杨必两位才女大师的智慧、才华和灵气，一字一句都经过杨氏姊妹的推敲、斟酌、打磨，整个行文十分紧凑、干净、流畅、明快、传神，质量臻于至善。

可以预见，杨必所译、杨绛“点烦”的《名利场》，这个杨绛口中的“杨必师生、杨绛姊妹合作的‘师生姊妹之作’”，将会成为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新的经典，影响和惠及千千万万有志于文学翻译的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