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卡门：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一书，是由冯·卡门口述，《华盛顿晚邮报》科学新闻记者李·埃德森执笔写成的一部科学家自传。冯·卡门去世时此书只完成四分之三，后来由埃德森根据冯·卡门遗留下的资料撰写完成。

他是一个科学全才，既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又是航空和航天工程师。作者在“引言”中写道，“作为基础理论学家，他揭示出了有关大气和作用在飞机及其他飞行器上难以想象的力、气流、涡流的种种奥秘……然而，他并不局限于理论研究，航空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些里程碑，如齐柏林飞艇、风洞、滑翔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可以说，20世纪的一切实际飞行和模拟飞行的成功都和他密切相关。”

要说清楚这些具体贡献，非我这个文科生力所能及。但只要晓得这一点，就知道冯·卡门的贡献有多大了：1963年，美国的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就是由肯尼迪总统亲自颁给冯·卡门的。

（二）

出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的冯·卡门，小时候就是一位数学神童，6岁时就能靠心算作出6位数乘以5位数的乘法，以致他父亲担心他心智反常，将来会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

冯·卡门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最早走上工作岗位，那时他就在涡流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他的许多实用性研究，都和军用技术有关。比如他在一战期间，就替奥匈帝国的空军，解决了怎样让机枪的子弹，从螺旋桨旋转叶片的空档里发射出去，而不打坏螺旋桨叶片的问题。他还参与设计了一架系留式直升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直升机。

1928年，他就觉察到德国反犹情绪的不断高涨，看到了种种大难临头的不祥迹象。

这样，1929年10月，在已年近50的时候，他才移居美国，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主任。在那里，他和大科学家波尔、费米、爱因斯坦等来往，并为发展喷气飞机、火箭、导弹等作出了许多贡献，最终得到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勋章。

虽然冯·卡门的许多贡献都是在工学和实用技术的领域作出的，而这些都有商业上的价值，他却一直主张在这个领域要保持思想上的自由交流：“我认为科学上是没有独占权的。今天，即使在政府和工业界加强保密的情况下，我仍然坚信让思想自由敞开为好。只有通过公开思想，才能促使创造性见解不断更新，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这样的想法，在贸易战蔓延到科技领域的现在，也特别有启迪意义。

读这本书，既可以知道二十世纪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一些重大发明，也可以了解一些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的为人，真是一本妙趣横生的书。

比如关于冯·卡门在哥廷根大学时接触过的理论数学大师大卫·希尔伯特，这书就写了这样一件轶事：有一次希尔伯特家请客吃饭，他夫人提醒他领带脏了，让他上楼去换一条。他上楼之后好久不下来，他夫人担心地上楼一看，发现他居然已上床睡着了。

原来他平时睡觉前的一个固定动作，就是解下领带，所以那天他解下领带后，就自动解衣上床睡觉了，把请客吃饭的事完全忘在了脑后。

（三）

 捧读《冯·卡门》的时候，译者曹开成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宛然于目前。他是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好友曹峥的父亲，我们称他为“曹伯伯”。

他是北京矿业学院矿山机械系的毕业生，后来在上海城建学院任教，并任学报编辑部主任。他在大学时读的是俄语，但很喜欢英文，通过勤奋的自学，掌握了这门语言。他觉得学英文的人在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会大有作为，让高考时本来想报考中文系的儿子改报英文专业。所以，他跟我们这些英文专业的学生很有共同语言。记得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英文好的人，总会有饭吃的！”

在同寝室同学的父母中，曹伯伯来学校来得最多，这固然因为他当时在城建学院上班，离复旦比较近，也因为他真的是很爱他的儿子。他来学校之后，又最能和儿子的同学们打成一片。在关心完儿子的学业和生活后，他会请我们出去吃饭，抽烟（我在大学读书期间短暂地抽过烟，后来就不抽了），喝酒，聊天，海阔天空地都会聊，从各种烟、酒的牌子、质量、口味，到各地风土、民俗，还有历史掌故、八卦。直到今天，说起曹伯伯，我就会想起他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抽着烟，和我们谈天时的样子（我们都说他眯着眼睛笑的样子和上海当时的一位市领导特别像）。他虽然比我们长一辈，但跟他的交往中很少感受到年龄的距离，和长辈的架子。

聊天中的一个内容，就是他正在翻译的《冯·卡门》一书中的主角的种种很“牛”的事例，以及后来出书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奇事。

曹伯伯是怎么会选这本书来翻译的呢？我想，这跟当时举国建“四化”的气氛有关系。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外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都是大家的榜样，当时最好的理科生，报考的都是物理系、数学系。我二姐第一次考大学时报的就是数学系。所以，曹伯伯会选以冯·卡门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为传主的传记来翻译。

虽然有当时举国建“四化”的气氛，但在八十年代末时出版社出书的总量还比较小，要出本书还是很难的。记得听曹伯伯说，他找到一位“老法师”，据说有办法出书。但“老法师”说，出书可以，他要署名，而且他的名字要在前，曹伯伯的名字要在后；稿费要三七开，而且是他拿七，曹伯伯拿三。

“老法师”并且声明，他这么做，并不是对曹伯伯特别苛刻，而是“规矩如此”。曹伯伯感叹说，“如果是我的名字在前，他的名字在后；如果稿费是我拿七，他拿三，我就同意了。”

但好书稿不会长久埋没，最终还是有人识货。《冯·卡门》在1991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封面上曹伯伯是唯一译者。我记得他当时还题赠过我一本。

2018年4月，曹伯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作古，这时《冯·卡门》已绝版多年。201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再版，并补充人物、机构、专业术语对照表等，使读者能更加准确地理解译著内容。

捧读曹伯伯译著的漂亮的新版，我不禁感慨万千：强要占有别人劳动、在别人作品上署名的“老法师”已灰飞烟灭矣；曹伯伯的译作，却将传诸后世。

作者：谈瀛洲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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