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相遇：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的最小的粉丝，走近了她在“笔会”文章里“遇到”的克娜蒂娅——她喜欢的作者的最老的粉丝。

从不随便来电话骚扰我的克娜蒂娅在2020年元旦晚上七点左右两次给我打来电话。这两次相隔大约15分钟的电话目的完全相同，情绪却天壤之别：在第一次电话里，克娜蒂娅首先是用无比兴奋的语气告诉我，加拿大队在第二局里连进三球，现在已经是五比一领先。接着，她才暴露自己的目的：“这么精彩的比赛你不想过来看吗？！”在第二次电话里，克娜蒂娅首先用无比紧张的语气告诉我，俄罗斯队在第二局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连续三度破门，现在场上的比分已经是五比四。接着，她又暴露出自己的目的：“这么惊险的比赛你不想过来看吗？”毫无疑问，克娜蒂娅这两个情绪对立的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想”去看她正在收看的那场冰球比赛。而我两次的回答都是坚决的否定，因为我正在写作，哪怕“想”看也不能去看。

我知道克娜蒂娅正在收看的是2015年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冠亚军的争夺战，因为我一个小时前刚离开她的客厅。2018年11月底从国内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我就一直处在自己有生以来最漫长和最艰难的文学长征之中：在整整13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按部就班地写作大约六个小时，而每天的作息可以概括为日“未”出而作和日入而“不”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农耕方式。这种苦行僧似的写作令我不得不放弃包括去与克娜蒂娅聊天在内的一切生活乐趣。但是元旦那天傍晚，我决定利用下午两段写作的中间休息去她那里小坐，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新年。当时克娜蒂娅正在收看同一赛事2015赛季争夺铜牌的比赛。她说她从早起来就一直在看这项赛事的重播，一场接着一场，看着一点都不觉得累，还觉得很开心。我心想以这样的激情观看18岁年轻人的冰球比赛不仅需要有一副年轻的身体，还需要有一颗年轻的心灵。我陪着她看了一会儿。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另一场比赛的重播又开始了。那是同一赛季的冠亚军争夺战。因为交战双方正好是克娜蒂娅因为现实的原因最爱的加拿大队和她因为历史的原因最恨的俄罗斯队，这肯定又是一场她看着一点都不觉得累的比赛，但是这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很可能都会让她很不开心。想到这一点，我有点犹豫自己的临阵脱逃是否合适，最后决定再多陪她看了一阵。看到加拿大队开场不到30秒钟就进了第一个球，而两分钟之后又梅开二度。看到克娜蒂娅不仅自己看得非常开心，还想象着普京也正在克里姆林宫里收看，而且看得“非常生气”，我就趁机起身告辞了。我特别重申了自己的苦衷，说哪怕是几乎没有人工作的元旦自己也都不能有丝毫懈怠，还必须回去完成当天最后那一段的写作。

没有想到，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还是相继给我打来了两次目的相同的电话。因为她明明知道我13个月来一直都在写作，也明明知道我此刻正在写作，这两次电话完全应该定性为明知故犯的“骚扰电话”。但是考虑到这是初犯，我决定对她从宽处理，所以在完成当天写作的定量之后，我还是主动给她回了电话。我的回电有两个目的：一是重申自己刚才语气唐突地拒绝的原因，二是分担她的痛苦（如果她最恨的队赢了）或者分享她的喜悦（如果她最恨的队输了）。克娜蒂娅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她毫不介意我刚才的语气，而是激动地告诉我在险象环生的第三局双方都无建树，结果，她最爱的球队将她前面第二个电话里报告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了终场哨声吹响的一刻，荣登冠军宝座。这理想的结果为克娜蒂娅充满青春活力的2020年元旦画上了理想的句号。 

本文完全是无意地从冰球的开始正好呼应了我关于克娜蒂娅的第一篇文章刻意地以冰球的结尾。那篇三年前同样发表于这个版面上的文章（《晚安，克娜蒂娅》，刊发于2017年4月20日“笔会”版，后来收在我的随笔集《异域的迷宫》里）引起了“笔会”读者们的浓厚兴趣。所以在这三年的时间里，经常会有读者向我了解克娜蒂娅的“近况”。整整三年过去了，当时95岁的克娜蒂娅当然是符合自然规律地长大了，长大到了现在的98岁。但是，从我这两篇文章之间的尾首呼应，读者们当然已经知道她同时又还是违反自然规律地没有变老：她还在激情地享受着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心，她甚至还连续打来“骚扰电话”，像年轻人那样明知故犯。当然，这只是结果，就像那场冰球比赛的最终比分一样。在这世界风云险象环生的三年里，克娜蒂娅的人生其实也并不完全是风平浪静。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将那其中的波折归纳为两“大”：一是她真的出了一次大意外，一是她差点犯了一个大错误。 

大意外出在2017年11月底的一天。首先是因为连续三天晚餐后散步回来都没有看到她房间里的灯光，我有点担心。接着是在她最应该在家的时间给她打过三次电话，她都没有接听，我的担心变成了紧张。我又耐心地等了两天，因为我知道蒙特利尔市最大的英文报纸在那两天将再次登出对我的专访。克娜蒂娅是那家报纸忠实的读者，以前哪怕是报纸上有任何一点关于我的消息，她都是第一个看到和第一个通报。而这一次，配有我醒目照片的专访是作为新闻登在报纸的第二版，她居然没有任何反应。我知道一定是出了大意外。调查的结果是：她已经住院一个星期了。具体的经过是：她那天结束冲凉的时候突然晕倒在了卫生间的地板上。醒来之后，她自己爬回房间给小区保安打了电话，接着保安叫来救护车，将她送进了医院。 

大错误差点犯在2018年3月底（也就是她96岁生日之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又突如其来的大意外令克娜蒂娅对自己的自理能力产生了怀疑，而平时与她来往密切的两位远亲也趁机想说服她彻底放弃独立的生活，搬去老人院。她们带着她去看了近郊的两家条件很好的老人院。可是，就在最后准备在入住合同上签字并交付定金支票的时候，克娜蒂娅突然犹豫了。她说她还想再考虑一下。当天下午，她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她那里。她这时候才语气沉重地告诉我她自己最近在忙着什么，接着又征求我的意见，问她是否应该搬去老人院。出于个人的目的，我当然不想她搬走，因为这些年来，她纯朴又积极的生活就像是照亮我自己生活的一盏灯，我希望自己在疲惫和绝望的时候一抬头就能够看到这盏灯；而出于对她本人的考虑，我就更加反对她搬去，因为我知道她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多么依赖。离开了这样的环境，我担心她的精神状态很快会变坏，身体状况很快会变差。但是我很清楚克娜蒂娅需要的不是繁琐的评估，而是简单的结论。“你才96岁，就去什么老人院。”我好像是开玩笑似地说。我的话果然立竿见影，克娜蒂娅立刻就恢复了青春的常态：她首先顽皮地模仿了一下她在老人院看到的那些老人的样子，说将来每天看着那种样子的邻居，自己肯定很快也会变成那种样子。她接着又不屑地描述了一下老人院的居住环境，说她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不可能忍受那样的压抑。她最后得意地告诉我，其实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她已经做出了继续“原地不动”的决定。

除此之外，95岁以来的这三年里，克娜蒂娅还是一如既往地活泼，一如既往地“计算”，一如既往地幽默，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地挺胸直背，一如既往地健步如飞……她有时候会抱怨那场医生始终查不出原因的大意外“严重损害”了她的记忆力，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既往的质量。“损害”是事实，因为我注意到她现在经常会重复说自己刚说过的话，而“严重”是夸大，因为有一天我无意中提起我以前会唱一些苏联的歌。在我哼出《喀秋莎》的曲调之后，她马上用俄语热情洋溢地将整首歌全部唱了出来，而我自己甚至连它的中文歌词都已经忘得精光。 

尽管克娜蒂娅这三年的生活一如既往，里面却还是有许多新鲜的花絮值得与读者分享。比如有一天，她拿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卡通画给我看，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里面的文字部分出现了“爱沙尼亚”一词。她得意地解释说她很少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祖国的名字。而我觉得无法解释的是，要有怎样的敏锐她才可能从当天那一大叠的报纸里捕捉到那个完全是意外地出现在卡通画里面的词？又比如有一天，我无意中问起了她是在哪家诊所配的假牙。“假牙？”她说着，大笑了起来。接着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那种东西”。她说她一口整齐的牙齿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过，她指给我看右侧下排的一个牙洞。她说那是二战后在欧洲大陆逃难的日子里因为营养不良掉落的牙齿。那是她自幼换乳牙以来掉过的唯一的一颗牙齿。我没有想到她是一个这样的“真人”。我相信她的牙齿肯定也是医生们永远查不出原因的奇迹。 

还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有一天我在一本兰登书屋出版的关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历史著作中读到当年帮助流亡欧洲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获得首笔德国资助的是一位爱沙尼亚的外交官。因为我们以前谈起过十月革命、列宁以及那笔著名的资助，但是我们都没有听说过那与她的祖国还有如此的瓜葛。在接下来的一次见面的时候，应克娜蒂娅的要求，我将那大部头带到了她那里。我们一起讨论了那两段相关的内容。克娜蒂娅给我分析了一下那位外交官的姓名，又拿出欧洲地图查对了一些地名。最后，她还要我将那两段内容复印给她，她还想再仔细研究。 

还有一件事令我特别开心。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的一天，我注意到她在窗口拉起了一根细绳，将刚收到的三张贺卡陈列在上面。接下来的日子里，贺卡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而我从她的楼下经过的时候，总是好奇地停下来数一数。不过，有一天上午散步回来，我意识到她的贺卡展览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马上打电话告诉她说我每天都在数她收到了多少贺卡，但是我也想“看”她收到的贺卡。我建议她改变展览的方式，将贺卡的正面对着窗外，这样所有路过的人就都能够欣赏到她的贺卡。她也觉得我这是一个好主意。过了三个小时，我午餐后散步回来从她楼下经过的时候，看到她的贺卡果然就一致对外了。我马上又给她打电话感谢她带给我的享受。同时我又建议说，如果她自己在家里看着贺卡的背面感觉无聊，也不必一致对外，每天也可以轮流将一部分贺卡的正面对着自己的房间。她觉得这是更好的主意，从此以后，每天都会重新布展。

写到这里，我想起克娜蒂娅这三年的生活里还发生过另外的一件“大”事：那是对我的文学生命充满象征意义的“大惊喜”。出生于1922年3月19日的克娜蒂娅是我最老的粉丝。她读过我的《深圳人》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文版，不仅自己喜欢还多次用它们做圣诞礼物送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而因为她的推荐，她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姨侄女（她还健在的100岁的姐姐的女儿）成了我的《空巢》瑞典文版的第一读者。克娜蒂娅这一“最老”的地位无疑是永远都无人替代的。而出生于2008年10月27日的冯采薇到目前为止是我最小的粉丝。她2017年的夏天追星追到了我在北京“老书虫”书店的活动上。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她还不到9岁，已经读完了《空巢》，而且非常喜欢。而她接着甚至准备挑战曾经“只有15个读者”的《遗弃》，当然被我及时劝阻，我希望她能够选一本比较积极的书。一年之后的暑假，蒙特利尔成为我最小的粉丝首次北美之行的第二站。利用这次机会，我安排她与克娜蒂娅见面。看着自己最老的粉丝和自己最小的粉丝那样亲密地定格在一起，我不禁为文学的神奇充满了惊叹。86年的年龄之差、万里迢迢的地域之隔以及完全的语言之别和彻底的文化之异……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文学的相遇！这就是文学的神奇。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当然只是一朵很小的花絮，而对于我个人的文学探险来说，这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路标。 

从接到克娜蒂娅元旦晚上那两个“骚扰电话”到现在已经将近两个半月过去了。这是整个世界都极不平静的两个半月，也是我自己最漫长和最艰难的文学长征之中最艰难的两个半月。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与克娜蒂娅只有两次在冰天雪地的街面上的偶遇。但是从我们的寒暄里，我知道她很担心世界的状况，也很关心我的进度，只希望笼罩着世界的灾难早日过去，也盼望堆压在我身上的重负尽快结束。她对我的关心让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那两个“骚扰电话”也许同样是出于她对我的关心，她也许真是不希望我在元旦的晚上还继续按部就班地工作。而听到她的担心和关心，我也总是将责任推到她的身上。我说我和世界都在等着她的生日：等到她98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写作就能完成，而世界的状况也应该会趋于好转。我的这前半句话已经在她生日之前十天成为现实。我这次正式开始于2018年11月底，几乎没有一天停顿的文学长征终于在2020年3月8日中午12点22分（北美东部夏令时）结束。而我的后半句话现在看来也至少具有局部的正确性。

2018年六七月间，我多次去克娜蒂娅那里陪她看世界杯足球赛。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宅男”完全被她年近整百的“青春”感染，对赛事也紧追不舍，对积分也浮想联翩。而我们又都是外行，看的只是热闹，想的只是“自己”：她想瑞典队赢，因为她姐姐现在居住在那里；而我想英格兰队赢，因为我姐姐现在居住在那里。万幸的是，这两支球队都有异常又出色的表现。赛事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我们还能够携手并进。不幸的是，接下来那场你死我活的四分之一决赛却是在这两队之间举行。开赛之前，克娜蒂娅特意倒了两杯酒，我们碰杯衷心地祝贺彼此的球队都能够走到这一步，接着又都虚伪地祝愿对方的球队能够走到下一步。不过终场的哨声吹响之后，克娜蒂娅马上表示出了高姿态，说她从此会站在我一边，支持英格兰队。遗憾的是，克娜蒂娅充满青春活力的加盟并没有能够将英格兰队送入决赛。随着英格兰队的出局，我们的热闹就抵达了终点。我马上就想到了四年之后的下一次，马上就与克娜蒂娅约定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在她家里一起看。她首先是满口答应，接着她“计算”出了那正好是她满100岁的年份。她没有因此显出丝毫的犹豫，而是再一次更加肯定地满口答应。     “青春万岁”大概是所有年轻人都曾经有的狂想，而“青春百岁”大概是任何百岁老人都不敢有的奢望。但是，我肯定两年之后这奢望将变成克娜蒂娅的“现状”！我期待着克娜蒂娅在735天之后的兑现。我也期待着在接踵而至的世界杯足球赛上，我们有一支自始至终都共同支持的球队。当然，我更期待着那支球队不仅与我们都沾亲带故，还有超群的实力和超强的运气，能够将克娜蒂娅青春百岁的激情一直带到最高的领奖台上。

作者：薛忆沩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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