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去丘吉尔学院赴约，走过一段熟悉的幽静小路，路旁一大树雪白的花，开得纷纷纭纭。

春天是剑桥多么好的季节。

太阳暖暖地照下来，常常一整天，到处都沐浴在一片明亮的橘色光芒里。抬头望去，天空中除了偶尔吹过去的云，只是一顷透明的蓝。风还是大，但风里多了草叶和花的清香。白天明显变长了——傍晚六七点，若在冬天里，早已黑透，现在恰是夕阳西斜、熏风拂面的时光。雏菊像活泼俏皮的小姑娘，顶着花帽子，叽叽喳喳聚在各处。华兹华斯诗里的黄水仙，从田野上，花圃里，绿草掩映的小径边，一小丛一小丛地冒出来，在风里摇动着金色铃铛般的花朵。白色和粉色的花，分不清是樱花、梨花还是别的花，一树树地开，软缎似的花瓣撒到空中，地上，行路的人头上肩上。

那天去丘吉尔学院赴约，走过一段熟悉的幽静小路，路旁一大树雪白的花，开得纷纷纭纭。一个骑单车经过的少年，在疾行中，忍不住从车座上站起身来，高擎着手，伸进头顶掠过的一大丛花枝里去。我也忍不住向迎面走过的一位女士打听这树花的名字。她高高兴兴地停下来与我闲聊。这，大概是黑刺李的花吧，她一面说着，一面走到树边上，就着开在低处的一枝花，数了数花瓣，又仔细将枝条打量一番，告诉我，看花瓣的数量和花序，这应该就是黑刺李的花。那么，我是遇上了一位植物学家吗？我笑说。她也笑了。我们就在这飘浮着浅淡花香的树丛下，高高兴兴地道别。

还有雪滴花，起初我以为是水仙的另一种。一丛一丛，吊铃似的洁白花朵，开在葱绿的茎叶中央，又都羞涩地垂向地面。朋友乔告诉我它的名字，snowdrop，雪滴。真是浪漫之名。坐在丘吉尔学院的餐厅里，跟乔还有他介绍相识的另一位朋友乔纳森一边午餐，一边神聊。乔纳森是丘吉尔学院的入学导师，也是儿童文学研究专家。他是威尔士人，风趣幽默，热情爽朗。我们谈儿童文学，谈方言文化，又谈到美国的选举。太阳光从通往餐厅步梯的大玻璃墙直照进来，倾泻在入口，暖意融融。用完餐，我们踩着闪闪的阳光，步出餐厅。

那样美妙的日子，好像就是昨天，又好像隔了一个世纪般的遥远。

从三月中下旬起，英国实施社会疏远、继而宣布封锁政策后，这样好的景致，只能从窗里往外看。眼看着向阳的客厅窗口，不知名的灌木渐渐绽开粉色的花簇，而后谢了。铺在地面的绿色植被，一直以为是草，现在开出了蓝茵茵的小花，在窗下连片起伏地蔓延。蒲公英的绒球，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结在花丛中央。风吹过去，小绒伞们都纷扬飞起，落到明年准备生根的土地里去。

现实生活却很难浪漫起来。网上社交群里，大家紧张地讨论着超市里缺货的情况。有伙伴刚从超市返回，发帖告知同伴，许多紧俏的食物买不到了。不少人把超市里随手拍的照片也贴出来，那些空荡荡的货架，因为自己熟悉的缘故，比新闻报道里看到的消息更加感受真切。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吧，货架上的鸡蛋都是空的。那是上下七八层的高大货架，过去几乎全是满的。前路迷茫，大家只好互相鼓气取暖。有人在讨论群里愤愤地安慰大家：我不相信那些鸡不下蛋了。现实的无奈里，笑得人迸出眼泪。

越是焦虑紧张，越是感到这幽默的一笑，多么难得地珍贵。封锁初期，官方强烈建议，即便在家工作，应尽可能保持日常工作的常规程序。于是就有好顽人士一本正经地传上“乘地铁”的照片。“地铁”里自然是没有座位的，眼见各位君子同仁手握扶杆，挂着标配的耳机，认真站着刷手机。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握着自家浴室里隔水帘的挂杆，其认真逼肖，令人哑然失笑。谁说挤地铁不是“日常工作的常规程序”？想象每天出工挤地铁的日常，实是苦差。现在因为疫情被迫居留在家，想起这枯燥的日常，又有了另一番滋味，细辨起来，竟是亦苦亦甘。

乔担心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疫情之下，生活和情绪都容易受挫，一再写信来说，如遇任何困难，随时联系他。此后，除了工作联系，每隔近两周，他都会传来一个check in邮件，问候并确认我和家人无虞。一切骤然停摆，对许多人来说，心理上确是一道大坎。我跟纽卡斯尔大学的同行通信，得知封锁初期他们正在着手做的准备工作，无关专业，而是疫情期间团队内的心理支持。封锁以来，英国各地发生了若干因精神压力导致的家庭谋杀与自戕，其中一例就在剑桥边上，令人唏嘘。家庭暴力的案件数量也直线上升。

时世艰难中，有人发明了简单而温暖的互助卡片，上写着志愿者的姓名、住址、联系电话，自行打印，在社区传播，为了给恰好处在困境中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面对着英国每日不断上升的确诊和死亡数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善念，在卡片底下承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在候”。社交媒体上，大家纷纷转发剑桥各家医院接收捐赠的链接。我曾带孩子去看过急诊的艾登布洛克医院，是剑桥城代表性的一座医院。记着那里医生护士的耐心和友善，我打开了医院网上捐赠的页面，费了一番周折，总算顺利走完捐赠流程，了却一桩心愿。

每每这样的时刻，文明与野蛮，启蒙与愚昧，大概总是空前醒目地如影随形。纯粹为了宣泄莫名的愤懑，社区间一度出现了各种仇医行为。有医护人员因被认作与病毒有关的扩散者和传播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到莫名的暴力袭击。一些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人员只好选择着便服出门，也不敢佩戴工作证。还有护士遭到所在小区居民的仇视与驱逐。

但另外一半的故事是，年轻的护士清早去上班，一脚踏出门外，意外迎来邻居们热情的掌声和温暖的礼物。3月26日晚八点整，从王室、首相到普通民众，全英国人相约走向窗前、阳台、门廊，一起为坚守在前线的NHS系统医疗工作者鼓掌。那个晚上，我们站在客厅大开的窗前，也把手掌拍得通红。此后，这成了全英国每个礼拜四晚上八点的固定仪式。很快有人嫌拍手掌不够响，亮出各式助阵的“乐器”，从锣鼓喇叭到锅碗瓢盆，巴不得在静默了一个礼拜的街巷里，弄出最响亮的声音。

疫情当前，一己之“我”似乎太渺小，太脆弱，不得不向“我们”借取更多的勇气和温暖。所以，当二战中生还的99岁老兵汤姆·摩尔推着助行器，发愿100岁生日之前，在自家庭院里走满一百个回合，以为NHS筹款一千英镑，他的行走在公众中引发了强烈回响。那些日子，“每日邮报”网站关于这场特殊的筹款活动的消息，比王室、明星的报道更引人注目。BBC直播了他充满仪式感的最后一圈。镜头下，一个普通老人艰难而缓慢的勉力行走，助行器触地的轻响，还有近在眼前的终点，明明是日常，却令人动容。最终，这次筹款的总额超过了三千万英镑。汤姆队长的名字，也成了这个春天的战时氛围里英国精神的某个符号。

约翰逊宣布解封计划的第二天，我按照诊所网上的预约，去药店取药。这是近两个月来，我第一次离开小区，前往市中心。单车行过之处，田野已覆盖上厚厚的绿意。春花谢尽，换作一树树稠密的枝叶。骑过剑桥大学图书馆旁的林荫道，路两边的树阴，浓密得像要滴下绿来。一只褐色的短尾巴鹿，从一边栅栏钻出油亮的身子，悠悠踱过路面，消失在另一边的林子里。国王学院对面，往日喧嚣的露天市场，现在一片空荡，却从哪里传来了说话和轻笑的声音。我忍不住侧头张望，看见了远处摆着蔬果的三两摊位。木头架子上一点点红绿橙紫，那样的小而零落，却那样让人感到愉快。

我踩动单车，从这一点点彩色的画面里，愉快地穿行过去。

 2020年5月13日 于剑桥       

作者：赵 霞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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