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十四岁，正在上海读高一。到秋末初冬，整个上海突然沸腾起来……一场动员和组织青年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在黄浦江两岸铺展开来。

按规定，十六岁才能报名。我是偷改了户口本上的年龄才得以“挤进”这个“有文化农民”的行列里的。出发前，团市委的一个同志把我和一个女生找到他办公室，他对那个女生说：“你是这一批人里年龄最大的。天明是年龄最小的。到了那边，有可能的话你要多照顾一下他。”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女生姓杨，居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百里千里挑一才进得了的表演系不读了，哭着喊着争着要跟我们一起去做“祖国有文化的农民”——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

我们一到皖南便直接被分到农民家里去了。每人去一家。大概是因为我年龄小，把我分到一个高级农业社社长家里（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公社）。可能也是觉得社长家生活条件会好一点，指望社长一家人能更好地照顾我这么个“上海小孩”。为此，我再也没见到那位杨姓姐姐。

当年冬天兴修水利，在山里建水库。大坝的坝体全用土筑。土靠人挑去，然后也靠人力去夯实。用一块大方石块夯土。石块的每只角钻上洞，每个洞里拴两根绳，由两个人攥着。一个石块由八个人同时攥绳向上发力举起石方，然后重重砸下，力还要用得均匀，保证石方能平正砸下。土是否被夯实了，决定大坝的质量和水库的寿命。所以，这既是个技术活儿，又是个关键活儿，还得靠集体配合。正因为如此，一开始“稚嫩”的我只被安排去挑土。挑土当然就只是个力气活儿，但从五六十斤一担增加到七八十斤一担，一天挑二三十担增加到挑一百多担。光着脚上坡下坡地跑，跑一个来回就是一二百米。“上海小孩”的脚底板上从满是血泡到终于结起一层厚茧。最后，才算是荣幸地被允许去参加打夯。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里，幸运的便是见到了福娣姐。

当时她大概也就十八九岁吧。人们告诉我她是乡长的儿媳。圆圆脸上长着一些淡淡的雀斑，留着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马尾式一把揪发式。人们还悄悄告诉我，她当年可能还是乡长家的“养媳妇”，现在是乡里的团总支书记。

她显得沉默寡言。从没看到她像其他那些乡社干部那样，拿着马口铁皮做的喇叭筒站在工地的高处叫喊。她总是在挑土或打夯。天气再冷，也只穿着一身被汗湿透了的灰蓝色单衣或夹衣。一条七分裤，露着一截腿杆儿。和我们一样光着脚。她要是在铲土，总会在我的筐里少铲两下；她要是去打夯，总会和我搭伴在一个角上。她力气大，又肯出力。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没等水库建成她就从工地上消失了。当换上其他人来和我搭伴打夯时，我才体会到和她搭伴在一个角上干活儿有多省力了。也才想到，她是有意来和我这个“上海小孩”搭伴的。也算是一种“团组织”对我这“小孩”“小知青”的一点照顾吧。

再见到她已是来年的初春了。山里开始采茶、做茶。住在茶场里，天不亮就得起身进山采野茶。（好多年后，自己喜欢上喝茶后，才得知这种常年在深山云雾笼罩中长成的野生茶树，从它身上采下的叶片做出的茶，才是茶中的精品。）鲜嫩的叶片往往带露滴，采回后如果不是连夜做出，隔夜了就会变质，茶品就会急剧下降，卖不出好价。所以采回后，无论多少，当天都得紧着做完。从天不亮进山采摘，往往要做到后半夜才能躺下，这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确确实实要比挑土打夯只要拼力气还要难以适应。何况进深山采野茶，一开始是集体搭伴走，可是只要一到茶区，就各自钻进密林丛中去寻找那些名贵的野茶树了，它们又偏偏喜欢长在没路可走的陡坡上岩缝中，能找到它们已属不易，而这时队伍已分散在山丛的各种沟壑之中。单个的我就算采到了，又怎么能找得到回去的路呢？几乎所有的采茶大姐和大婶都劝我别去。但十四五岁、况且正在自学写诗的我能听她们的吗？能放过在这云雾山中偶遇“茶仙子”的机会吗？大姐大婶们对我只能无奈，摇头叹气。就在这时，福娣姐出现了。

她带着行李，锅碗瓢勺和粮袋，把地铺打在我的地铺旁。第二天进山时，她只对我说了一句：“跟着我，跟紧了。”一路上再没说话。只是不时回过头来看看累得像一头病牛在呼哧带喘的我跟上了没有。依然是一身灰蓝布裤褂。不同的是，下边穿的不再是七分裤，而是一条长裤了。上山时我俩每人背着一个茶篓。走不多一会儿，她便把我那个茶篓夺了过去。很显然，她非常熟悉这片平时人迹罕至的山林。她总能找到树龄老、树形又好（容易攀摘）、生鲜嫩叶又多的野茶树。找到后，上树的是她，摘采的也是她。她不让我上树的理由是，要是树杈杈不小心碰掉了你眼镜，乡里可没地方再给你配，你不就成了睁眼瞎了？说着，她笑了。这是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以来，难得看到她的一次笑；也才发觉，一走进这种几乎没有人迹的地方，她反而变得活泛了。眼睛有灵气了。眼神也活泛了。后来才知道，她男人——那个乡长的儿子，县中里的一个高中生，一直对她不太好。理由好像是他俩不是自由恋爱。为此事，他总遭同学们嘲弄；再一个理由好像是嫌她一直也没能怀上……

下山前，两个茶篓都满了。我正犯愁时，她把长裤脱了。把两个裤管口打上结，把剩余的叶子全装进她裤子里，往脖子上一架，便在这个在我看来绝对是陡峭绝壁似的山岩之间，带着一溜小跑，下山去了，一左一右还挎着两个同样装满茶叶的篓子，随她不住地晃动。

在茶场做夜班——炒茶、揉茶、烘茶……社里给每人补半斤米做半夜饭吃。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代，半斤米对一个劳累了一整天又干了半宿活的男孩能顶个啥呀！她总是拉着我跟她搭伙做来吃。她是乡长的儿媳。虽然社里也只补她半斤，但她家有其他的好东西啊，比如干豌豆——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才得知天底下竟然还有干豌豆煮米饭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么顶饿的食物。吃饭时，她总是让我先盛。见我犹豫，不好意思下锅铲，她说话也会严厉：“盛满了！”最让我感动、至今难忘的是，有一天天不亮又要进山了，可我实在累得睁不开眼，想偷懒一次。我知道她就坐在我地铺头前等着哩。她知道我已经醒了，她更知道我必须醒来。今天的任务和工分额都需要我马上醒来。但她不想催我。她相信我是个懂事的男孩，自己会醒来。我又赖了一会儿，见她还是没啥动静，便悄悄睁开一点眼缝窥视她。只见她低着头，手里拿着的是我的眼镜，正全神贯注地在帮我擦拭着眼镜镜片。就这一霎那间，突然让我想起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的妈妈……我居然哽咽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眼泪，便猛地跳起，冲出茶场大门……

后来……我们这群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上海知青”一多半调到芜湖钢厂去当工人了，留下我们十几个去山村小学当老师。我去了一个深山沟里的小学。这个小学只有我一名老师，十几名大小不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的学生。但不久，却又把我调到乡中心小学去了。那儿的条件当然好得太多了。有六七名老师，甚至还有一名炊事员帮我们做饭。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是乡团总支的领导跟县里乡里提出来，不能让十四五岁的上海知青独自一人待在深山沟里办学，不安全。他们没说这个乡团总支的领导是谁。但我想来想去，应该就是福娣姐。必须是福娣姐。

再后来……就再也没见到她了。甚至连她的消息也听不到了。有人说是她男人带她去了县城，又去了省城。也有人说是团县委把她调到县里专门做下乡知青的工作去了。我们这些人都但愿是后者。但没人说得定她究竟去了哪儿。也有人说，她终于怀上了乡长家的孩子。但难产，不幸死在产房里了。我不信。但几十年来最终没得到过有关她任何确切的消息。这几十年，如果说我和我们这些人现如今还能硬梗着脖子，“满腔热血”地喊一声“青春无悔”，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万不能排除的便是当年我们有幸遇到过像福娣姐那样的人。正因为在中国的最底层，存在着生活着千千万万福娣姐那样朴实善良的人，让我们相信中国面前的路无论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国是一定有希望的。也让我们时刻想到自己活着还有一份责任——对福娣姐的责任。对千千万万像福娣姐一样的人的责任。

福娣姐，你在哪儿？

你还活着吗？如果你还活着，你也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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