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前偶然检索《锡报》篇目，得见1937年1月7日的“钱子泉长公子钱锺书留学英国/不就牛津大学哲学讲师/因不欲变更原定留学计划/英人预约三年后优礼延聘”，亟乞上海陈亮先生复制，得之狂喜（上图）。

考取英国庚款学金现在英国牛津大学习文学之邑人钱锺书（钱基博长子、锺纬之兄），最近该大学拟聘任中国哲学讲师，俸给甚优，钱君坚辞不就。兹录钱锺书致其封翁之家报，略谓“牛津大学添设中国哲学讲座，向中国方面徵求人选，经教部及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以考取英庚款现在牛津治文学之钱锺书推荐。牛津照章聘任，年俸五百镑，任期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止。锺书虑祖国艰难，未可久优游海外；又拟今年暑假牛津授学位后，欲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精研法文，已接洽就绪，不欲急功近利，以变更原定留学计划，辞不就。牛津主者初以为中国留学界必当承命不违，而不意遭拒却，乃大惊；坚约俟锺书回国服务两年，即三年之后，再优礼延聘，不可再却，一言为定，年俸以八百镑为最低限度”云云。观此书，足徵钱氏在英，深得该国学术界之信仰，大足为吾国之留学界增光云。

那时钱默存跟他父亲不疏远，总会飞快地一五一十全禀告的。1931年10月31日，钱子泉《谕儿锺书帖》云：“得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然儿勿太自喜！”老泉也掩抑不住喜悦，收到中书君的信，便教人起个新闻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围城》第二章）。1931年10月29日，《锡报》先登《钱基博之子锺书被聘为伦敦大学讲师》早想落天外：“邑人钱基博之子钱锺书现肄业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前在吾邑私立辅仁中学毕业。秉承家学，具有根底。近在平，以英语公开演讲中国文化问题，颇为各大学外国诸教授所钦赏，现由英国庄士敦博士为伦敦大学罗致，延充东方文化讲师。每月[sic.]授课一小时，半年俸英金三百镑。定于明年暑假出国放洋。闻钱君年仅二十二岁，少年英俊。以中国未毕业大学学生遽膺外国大学讲座，在吾国尚以钱君为首屈一指，校中亦引为无上荣誉。所有钱君在校未完学分，拟准其特在国外补读，将来或可仍予一体毕业云。”也登载在同一天的《新无锡》日报，题作“钱锺书荣膺国外大学讲座”。

特别标注“锺纬之兄”，那是因为两周前（1936年12月25日）的《锡报》刊登过《赴英习纺织之钱基博公子钱锺纬》。

“原定留学计划”是循《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留英公费生章程》的常规：“在英入学二年后，得视研究上之需要由本会派往工厂实习或声请赴各地考察或转学他国。”甫入牛津大学四个月，1936年3月，钱锺书代妇复王季玉书即道及“二年后拟赴法国”（见《振华校友会刊》1938年4月号）。

二

“牛津大学徵求人选”，当日即公布于上海等地的报章。

《佛教日报》1936年2月6日《牛津大学将设佛学讲席》：“英伦《泰晤士报》近日发表一消息，谓牛津大学将开设东方宗教讲席，内以佛学为主科，此举将使东方文明渐易为西人所认识。据副董事长Mr.Spalding氏之意见：‘大家对于牛津大学，都认为研究神学的源泉，而东方文化间也有包含西方文化之长处，皆不可不知，故余甚愿开此一席。’其夫人并捐助巨款。至讲师人选，方在物色中。”按Henry Norman Spalding，1877年生，1953年卒。

四个月后，上海《大公报》1936年6月18日《牛津大学设立中国学者讲座/人选正在物色中》：“伦敦十七日路透社电。富翁史贝尔定夫妇决在牛津大学创设生于中国之学者的讲座，规定任期三年，岁酬英金四百镑。此与牛津其他各讲座酬金相同，而与任何国籍之大学教授则有区别，按目前最高之讲座酬金为每年为五百镑。牛津汉文教授许士今日语路透访员，谓牛津现在应成为研究中国文化最高之中心点，新演讲员将特殊注意翻译中国哲学与宗教之文字，并作寻常之演讲。史氏夫妇从未莅华，惟对于中国文化则甚感兴趣，前曾慨捐巨资，在牛津设一东方宗教与伦理之讲座，且对于增进中国学生社会幸福多所尽力。新演讲员大约将聘自中国，吾人愿于中国最完美大学青年学者之中物色一人，现正考虑二三人之履历，但尚未有何决议。至于旅费，当然将另行赠送。今望该演讲员能于本年十月开始工作。”

同一日的《中央日报》题作“英富翁捐资/牛津大学设中国学者讲座/主讲哲学宗教等问题/拟聘我国学者任讲师”，《申报》作“英牛津一大学中创设中国学者讲座/富翁慨捐巨金助成此事”，《新闻报》作“牛津大学创设中国学者讲座/正向中国物色教授”，《立报》作“牛津大学决设中国讲座/英史贝尔定夫妇捐赠”，《民报》作“美史贝尔定将在牛津创设中国出生之学者讲座/将于中国最完美之大学中聘请青年学者担任演讲员”。按“演讲员”必是“Lecturer”的误会。天津《大公报》6月19日《英富翁捐款牛津大学/创设中国讲座/将向中国聘请讲师》不误。“许士”即“休士”、“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汉名又作“修中诚”；“牛津大学开始讲中国哲学，由庚款董事修中诚担任”（《中央日报》1934年12月23日）。《管锥编》论陆机《文赋》：“迩来《文赋》，译为西语，彼土论师，亦颇徵引。然迻译者蒙昧无知，遂使引用者附会无稽，一则盲人瞎马，一则阳炎空花，于此篇既无足借重，复勿堪借明也。”奚落的正是Ernest Richard Hughes1951年出版的The Art of Letters；Lu Chi’s Wen Fu。

又过了四个月，天津《大公报》1936年10月20日《牛津大学徵聘讲师/教部高等教育司向清华等校物色》：“北平通信。英国牛津大学前函教部，托代徵求中国哲学及宗教学者一名，赴英讲学，并翻译最重要之中国哲学及宗教书籍，聘请定为三年，待遇暂定在四百至五百金镑之间。教部高等教育司昨日函清华等校，徵求人选。应徵者须填写英文应徵书七份，连同学历、服务成绩及著作等件，于十一月九日以前送部审查，以便汇转云。”同日的《益世报》题作“英牛津大学函教部代徵哲学及宗教讲师/清华等校已接通知/限下月九日前报部”。亦见同月26日《新闻报》，题作“英牛津大学徵聘讲师/教部高等司正函各大学物色人选”。

三

钱锺书不应牛津大学之聘，亦见载于Theodore Huters（汉名胡志德）1982年出版的Qian Zhong-shu（《钱锺书评传》）第一章：“and the university thought enough of him to offer him a readership in Chinese in 1937，an offer he turned down.”胡志德1977年发布的Traditional Innovation：Qian Zhong-shu and Modern Chinese Letters（《传统的革新——钱锺书与近代中国文学》）第150页作：“and the university thought enough of him to subsequently offer him a readership in Chinese in 1948, an offer he turned down.”是说钱锺书1948年不就牛津大学readership之聘。《钱锺书评传》序言传主1979年5月向作者长谈生平（The person who provided me with the most information on the theretofore mysterious subject of Qian’s life was Mr. Qian himself，and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him for the time he so graciously spent with me at the end of what must have been an exhausting and often tiresome tour of American university campuses），也许可以解释“1948”之所以易为“1937”——难道是钱先生把“Lecturer”（讲师）含混地夸张成“readership”（教授职位）？

四

Frances Cairncross、陈立合作论文“Qian Zhongshu and University of Oxford”（江南大学《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3月；杨昊成译述为《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文汇报》2015年7月3日），末节题作“Qian Zhongshu application for the Spalding Lectureship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t Oxford”（钱锺书谋求牛津大学史贝尔定中国哲学宗教讲座讲师），所凭据的，仅仅是冯友兰提缴的一纸公函。冯函是应高等教育司之命，作于1936年11月14日，推荐王维诚和钱锺书，极称钱锺书的精博不群（Mr. Ch’ien graduated from this University and is now studying in Oxford. He is one of our best graduates，with an astonishing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in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rt，though not so much in religion.His maste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wonderful，and may be already known to people in Oxford）。因钱锺书的拒却，牛津大学1937年4月27日遂聘王维诚为史贝尔定中国哲学宗教讲座的讲师。王维诚本末不详。钱锺书家书不提冯友兰同时推荐两人。

五

史贝尔定的弟弟Kenneth Jay Spalding（1879-1962）是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Fellow in Philosophy，Brasenose College），大钱子泉八岁，是钱默存的朋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记“又承友人K.J.Spalding先生把所引西文例证审定一过”）。钱锺书在国立师范学院填写的履历表中有“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丛书特约编辑”（见《国立师范学院教职员同学姓名录》，1940年5月）。这丛书应该跟史氏昆仲相关，原文名惜不得而知，更不知收入哪些书。Henry Norman Spalding193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Civilization in East and West（《东西文明》），非丛书之书，未道及钱先生姓字。1947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钱锺书主编“International Series of Chinese Studies”（寰宇汉学丛书），第一种或惟一一种是Kenneth Jay Spalding的Three Chinese Thinkers（《三大中国思想家》），并聘作者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外国通讯研究员（Correspondent）。Three Chinese Thinkers援据钱先生为作者提供和翻译的文献（《谈艺录·补遗》也利用Three Chinese Thinkers的引据），钱默存还专门为它作文“Orientation towards the Orient”（《面向东方》），刊布于Philobiblon（《书林季刊》）194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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