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广东花县的落魄书生洪秀全纠集了一帮客家乡勇，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开始，而在数千里之外的吴语区，却似乎一切照旧。虽然盛清的光辉已经渐渐过去，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上海在列强逼迫下被迫开埠，不过对于多数江南居民来说，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农民和市民仍旧各司其职，富裕的士绅阶层仍然努力在随着人口增长难度越来越高的科举考试中试图出人头地，而官府则忙于应付日常事务，譬如如何对付日趋流行的滩簧之类。

没有人会想到，在接下去的十几年中，这场当时看似不值一提的一场运动会席卷整个江南，并对吴语的发展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851年，经过盛清时期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全国人口大约为4.336亿。而江南地区人口尤其稠密。在江南诸多市镇中，居于顶端的则是苏州城。据估计，当时苏州府城的人口超过一百万，可与首都北京相匹，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大城市。苏州文化的繁荣更是趋于巅峰，一地的状元进士人数甚至可以和西部许多省份相匹敌。苏州制作的工艺品更是远销五湖四海，各种流行风潮也从苏州扩向四方，时人称许道“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至今四川地区仍然把洋气称作¨苏气”。甚至连苏州人都成了被争相哄抢的紧俏商品——其时苏州有一个特殊产业，正是贩男鬻女供远地人作姬妾或伶人等用。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了给母亲庆祝七十大寿，乾隆皇帝在远离吴语区的北京特意仿造苏州的街景，从万寿寺到海淀镇修建了一条长达数里的商业街。该条商业街效仿江南风格，五步一乐亭，十步一戏台。并从苏州选来一批商人在此经营店铺，一时之间吴侬软语响彻该街，这条街也就是现在海淀区的苏州街。

苏州极高的经济文化地位为苏州话在吴语区乃至全国的流行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苏州旁边的松江府在明朝时语言方面尚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到了清朝则演变为“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苏州一时风光如是。

在戏曲行当，苏州话的地位则更加崇高，甚至有“四方歌者必宗吴门”之说法。虽然昆曲自始至终是一种用官话演唱的戏曲，但是丑角念白则大量使用苏白，同时遍布全国的文人曲家在传唱昆曲时也多多少少带上了苏腔。

其时，吴语人口在全国仅次于官话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4%，远远超过其他南方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的部分吴语文化地位更是远非其他南方方言可比。不过，大灾难已经在酝酿当中了。

太平军自两广起兵后逐渐北上，1852年，太平军占领湖北湖南两省。由于两湖地区位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自然就成了太平军的进军选择。1853年，沿江东进的太平军攻克安庆，并占领南京。南京虽然自身并不在吴语区范围之内，但是作为东南重镇一直是江浙西部的屏障，南京的陷落使得全江浙人心惶惶。

自此太平军时时袭扰江浙地区，江南各地纷纷组织团练试图阻止太平军进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江南腹地并未遭受毁灭性打击。不过，事情终究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了。 1 860年，李秀成率军东进，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李秀成部陆续攻克常州、无锡、苏州。时任江苏巡抚徐有壬采取坚壁清野策略，纵火烧毁了苏州繁华已久的阊门外商业街，苏州作为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被永久性地毁灭。1 861年，太平军又攻占杭州，战事几乎让杭州全城居民死光，宁波、台州等浙东都市也先后陷落。

‘旷日持久的兵燹之祸对江南吴语区的一切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1851年，江苏省总人口4430.3万，苏南、苏北分别为3269.6万和1160.7万，战后苏南人口减少了1830.9万，苏北增加了208.9万，自此吴语失去了江苏省第一大方言的地位。几乎全境都操吴语的浙江人口则由3127万减至1497万，浙江所有州府除温州府外人口统统剧烈下滑，其中湖州府更是由近300万跌至不足10万。

吴语区除了人口骤减外，地盘也缩小了不少——战后江南地区赤地千里，官府组织了不少垦殖移民以填充损失的人口。这些移民往往原籍非吴语区，在一些人口损失特别严重，移民数量特别多的地方，更出现了“喧宾夺主”的现象，吴语在日常交际中的地位让位给了移民的方言。

这种现象在皖南各地特别明显。太平天国战后皖南大片吴语区龟缩，今天更只限于泾县等少数几个县。而本来地处江浙腹地的金坛由于人口灭杀严重，今天县城和西半个县已经多说江淮官话，只有东半部仍然说吴语。

苏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受的祸害尤其严重，经济虽然后来有所恢复，但是那个苏州引领全国风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吴语区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各地方言也纷纷发生重大嬗变，如宁波话早期记录和20世纪初的记录就已经相差不少。

如果说在江南竞有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受益”的，那非上海莫属。战争期间大量江浙两省的富裕绅民和平头百姓纷纷涌向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避难。虽然太平军一度也试图进攻上海，但是终究没能战胜洋枪大炮。

上海开埠早期租界内有大量闽粤移民，大批迁来的江浙移民不但重新巩固了上海当地的吴语，同时让本就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上海得到迅速发展。上海取代了苏州和杭州，成为了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快，上海的商贸就超过了千年商都广州。

大批迁徙而来的江浙移民对上海方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本属松江府，当地的吴语和其他松江府吴语一样，由于地处偏僻一向较为保守，但是大批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上海话和周围松江府的吴语的连续性。

移民在学习和自己方言比较相近的另外一种吴语时往往会带上自己的口音。虽然苏州已然衰落，但由于苏州在历史上具有比较崇高的文化地位，苏州口音仍然有着较高的权威性质，新形成的城市方言上海话也受到了苏州话的强烈影响。

最能体现苏州话影响的是南、贪等字，这类字的韵母在松江府的吴语中本来读作e，1853年上海开埠不久后传教士记载的资料中也是如此表明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上海话中出现了两派并行的状况，一些人读近苏州的oe，一些人仍然读上海本来的e，两派人互相说对方上海话不地道，带有“苏州腔”或“浦东腔”。如今经过百余年的演变，oe派已经大获全胜，市区居民的上海话已经极少有e的读法了。

江浙移民融合形成的上海话发音相对简单易学，又由于上海的急速发展，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具有江浙一带“普通话”的地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研究中就曾提到，当时常州人和无锡人见面时往往双方都说上海话，尽管常州话和无锡话其实本就能够互通。

不过上海话的强势终究是昙花一现，现代以来江浙地区始终没能出现如香港那样对外有巨大影响的吴语文化生产中心。上海电影虽然也一度兴盛，但是拍摄始终采用普通话。吴语更是从教育领域全面撤出，以至于如今一些人甚至看不惯写“上海人”而偏要写“上海宁”。在南方主要方言中，吴语的前景实在不妙。

乐观的角度看，虽然吴语未来可能会被普通话取代，但是江南仍将是人文荟萃，千载繁华之地——只是那时所谓“吴侬软语”就只能依靠人们自行想象方知其中真味了。

——摘自《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郑子宁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作者：郑子宁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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