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整理者按：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1981年3月23日，我赴京参加全国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座谈会。会议闭幕时，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副主任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就宋庆龄的病情进行了谈话，告诉我：宋庆龄得的病是血癌；中央已派了由著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她的生命，但宋庆龄毕竟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宋庆龄本人的意愿是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也就是她父母的身边。宋庆龄葬礼是国葬，时间是排好的，不能改变。如第一天宋庆龄逝世，第二天准备，第三、四、五天在北京举行公祭，第六天举行追悼大会，第七天就到上海安葬，所以中央要求上海方面要做好宋庆龄后事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二天，我即返沪。我返沪的当天上午立即将中央有关部门通报的情况向上海市委的领导进行了汇报，上海市委在陈国栋的主持下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性任务，按照中央的安排，一定要精心准备，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宋氏三姐妹（左为宋庆龄）

宋庆龄病重期间，我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

5月24日在北京宋庆龄家的客厅里，晚饭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对钟兴宝说：“兴宝，首长毕竟年事已高，我们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你要考虑好首长里里外外穿的衣服，并且准备好。”钟兴宝回答道：“好的。李局长，除了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外，我还准备给首长缝一块小手帕，手帕上面绣好首长喜欢的花，到时候放在首长的手里。”我说：“好，明天上午准备好。”当时沈粹缜、张珏也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沈粹缜，她说：“这样好。”

当晚，每天都来看望宋庆龄的廖承志又来看望她了，廖承志、高登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我都在楼上，廖承志对我说：“家炽，现在情况危急，你和陈国栋说，上海要提出宋主席的安葬方案来。”我一听，觉得问题重大，就说：“廖公，地方上恐怕有困难，因为地方上从来没有办过这种事情。”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我马上到楼下秘书办公室打内部电话向陈国栋汇报此事，陈国栋问道：“你怎么回答的？”我把我回答的话向陈国栋作了汇报，他说：“你这样处理可以，只要在你回答的那句话前面再加几个字：‘国栋同志说’。”我随即把这个情况转告了廖承志，他听过后，不吭声了。后来，高登榜对我说：“我回去了，廖承志也回去了，晚上10点半钟派车来接你，我们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商量宋庆龄的后事安排方案。”

晚上，高登榜和我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找了一个房间商量方案。我们就宋庆龄的后事安排进行了讨论，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葬礼的规模。后来定为200人左右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确定颇费了些周折，由于之前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地方上安葬的先例，开始考虑是300人，后来又考虑是500人，最后定为200人。

葬礼出席人员的范围。主要包括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沪部队三军领导人、妇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学生等等。

葬礼仪式举行的程序。把整个仪式举行的程序都确定下来，并在葬礼结束的当晚由市人大举行宴请。

当晚，我们把拟定的方案报送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他立即作了批示。第二天早上6点，高登榜打电话给我，说：“家炽，中央办公厅已经给你买了飞机票，8点半你回上海，中央办公厅派车送你去飞机场，照方案执行。”

我带了这个方案的复印件马上赶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会进行了汇报。陈国栋主持会议，指出这项工作是政治性工作，按照中央的决定只能做好，不能出一点纰漏。宋庆龄安葬在上海是她本人的意愿，也是上海人民的光荣。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抓紧做好准备工作。

▲左起：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

在向上海市委的领导汇报完后，我又于当天下午立即飞回北京。回京以后，我向廖承志、高登榜及治丧小组汇报了宋庆龄安葬的执行方案，廖承志表示可以。

随后，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海外来的宋庆龄亲属，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高登榜、廖办杨主任、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我一起陪同参加会见。

其间，中央还两次派人来上海检查宋庆龄的后事准备工作，一次是杨拯民（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代表中央治丧小组来上海，还有一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我都从北京回到上海陪同检查。

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后，她的葬礼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方案执行的。

6月4日上午9时55分，宋庆龄的国葬在上海隆重举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中央领导出席。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葬礼原定是在上午10时举行，但是6月初的上海已经是骄阳似火，当时来参加葬礼的各界代表已经整齐地列队等候在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其中还有不少少年儿童代表，人多天气热，当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由北京乘专机抵达虹桥机场，又由虹桥机场来到万国公墓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多了。邓颖超马上跟我说：“家炽，我不休息了，马上陪我到现场看看。”我就陪着她由贵宾室走到葬礼的现场。一看当时的场面，邓颖超跟我说：“你马上跟国栋同志说，现场太热了，学生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不要到10点钟，立即就开始吧，早一分钟开始也好。”我快步跑到陈国栋同志处，向他汇报邓大姐的意见，陈国栋同志说：“好，立即开始。”就是因为非常担心大家的身体，所以邓颖超临时决定提前举行。这样，宋庆龄的葬礼实际上是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5分钟举行。后来全国报道宋庆龄葬礼的消息也只是写了上午举行，没有写具体的时间。

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很深，那天出席葬礼的人员中不仅有老人，还有许多的青少年，邓大姐充分考虑参加葬礼人员的身体情况，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至今令我难忘。

——摘选自《百年潮》2009年06期

作者：李家炽口述 黄玉抒整理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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