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点的图书馆，还有学生在夜读。
■文汇报记者 姜澎
“中国学生常常有求同思维，他们总是在追求‘正确’。包括考试，他们也常常会揣摩我心中的正确答案。”上海纽约大学陈兼教授在上纽大授课一学期，对此深有感触。这位在上海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又在美国读博并一直在美国执教的教授，在上海纽约大学碰到了新问题。
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根本，陈兼教授所教的美国东亚关系史，在康奈尔大学、佛吉尼亚大学等美国大学里也是核心课程。但陈兼教授发现：应试教育给学生留下的影响太大了，他们总是在追求对的答案。问题是生活中对错总是纠结在一起的，此时为对，彼时就会变成错的了。“以为可以有绝对正确答案，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高中的历史教学，给学生留下的印象太过根深蒂固。学生心目中的历史，要么就是野史、戏说，要么就是各种条条框框。只要一提到甲午战争，每个学生都能给出千篇一律的答案：清政府腐败、军事积贫积弱……很少有学生换个角度思考，给出一个他所期待的新鲜的答案。有一次考试时，面对一道“三选一”的论述题，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选择了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给出的答案也大同小异，这多少让陈兼有些“哭笑不得”。
知识的本质是批判，而不是重复，这是陈兼最想让学生明白的。“我要花很多时间来打破中国学生的求同思维：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追求对错。”陈兼对学生的要求是多读书、多提问，并且不能只读看上去正确的书。“如果每天都知道一些相同的事情，那人类世界真是太无趣了”。
在开学初的课堂上，常常是陈兼讲得“激情四射”，而台下的学生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每次遇到这样的场面，他就故意停下，留给学生“打断”他的时间。好在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中国学生也慢慢地敢于“站起来了”。陈兼课后为学生们特设的“办公时间”，人气也渐渐地旺了起来。
陈兼在交流中，常常需要面对学生“我学这个有什么用”的问题。他理解，面对一个全新的学校，学生多少冒着一点风险，“有些学生放弃了去国内名校的机会，一定会为他的未来考虑。”陈兼说，“其实我在康奈尔执教时，常常面对校友带来了好岗位却招不到好的人的问题。但学生可能不了解——不是发愁没有好工作，而是好工作发愁找不到人。”
按照上海纽约大学的规定，教授上什么课，有很大的自主权，只需要学校的教务委员会批准就可以了。学术相关性是陈兼决定授课时的考量，因为学生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不久的将来，陈兼还将在上海纽约大学开设《中国面对世界》及《新冷战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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