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华东理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2012年7月在学校参加英语六级考试时，因为用手机作弊被老师当场发现。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考试中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属于开除学籍的“红线”。

但该学生立即向学校的申诉委员会申诉，被驳回。接着，他又先后向上海市教委、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也被驳回。学生随后用不同的理由，向法院共提起7次诉讼，要求学校发放他的学位证书，称学校处理失当，影响了他的受教育权，并对其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

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学校因为处理作弊学生而被学生起诉。在过去5年中见诸媒体的就有10多起案例。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学生都称自己因作弊被学校处理，使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影响。甚至有学生提出，学校作为育人单位就该以教育为主，教育和惩罚要适度结合。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中，华东理工大学为了同一件事情7次上法庭应诉，应付行政诉讼3次。这一切是因为他们处分了一位英语六级考试作弊的学生。“虽然法院第七次宣判学校胜诉，但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应诉，还得担心学生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变着花样起诉。”学校有关负责人称。

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学校因为处理作弊学生而被学生起诉。在过去5年中见诸媒体的就有10多起案例。在学校看来只是教育学生的行为，为何会引起学生如此剧烈的反应？不少高校为此倍感苦恼。“苦恼并非因为上法庭，而是因为，当学校因担心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给他们施加压力时，他们要么逃避，要么就宁可放弃学习和工作中诚信的底线，有时候甚至连家长都会一起加入到干涉大学正常工作的行列中。”华东理工大学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如何育人？”

“既然规定学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权益，那么学校和学生都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华东政法大学邹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相对学校来说，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司法界在2012年根据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达成初步共识，即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应该属于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公法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防止学校的不公待遇和不当处理。

“学生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固然是好事，问题是这样的学生未来走上社会也会有诚信可言吗？”邹荣说，“未来学校上法庭的几率会越来越大，当然这意味着学校的学生管理必须更规范。”

家长施压，干扰学校处理学生

“学生上法庭毕竟是通过法律程序维权。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学校在处理学生时，还要承受来自家长的重重阻力，尤其遇到本身学习自主性不强、缺乏诚信、只想混文凭的学生，学校更是无计可施。”某名牌大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告诉记者。

这所学校曾经一学期中有30多个学生因为补考成绩不过关，必须劝退，但是学校根本不敢一次全部处理，“必须分期处理，因为一次处理的话，会有上百个家长同时到校长办公室求情”。前车之鉴是该校处理一名挂科10多门的学生，父母带着七八个亲戚闹到了校长办公室，指责学校不作为才导致学生挂科。“其实，为了督促学生复习，从辅导员到院长都多次找过学生，辅导员甚至每天晚上10点半都要到学生的房间去‘查岗’。”

不仅学校处理本科生遭到重重阻力，连研究生也是如此。

在不久前某985高校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一位年轻博导说，他的课题组有博士生对研究根本不感兴趣，从不出席每周的研究报告会。每次老师问他实验进展，他都振振有辞：“我昨天晚上在实验室忙到凌晨，我到的时候你刚走。”导师看他无心科研，劝他干脆还是别读博，去找工作。他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想勇攀科学高峰有错吗？”

为了严格学生管理。导师不得不和学生斗智斗勇。“还以为我遇到的是个案，没想到和别的老师一交流，几乎都遇到过这样的学生。关键是，对他们还只能呵护着送走，因为找不到相关的处理规定。而且这么顶真，确实也耗费了我的时间精力。”这位年轻教授忍不住说：“问题是这样的学生未来真能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吗？”

培养大学生自主性和独立性成世界难题

事实上，不仅他有这样的担忧，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钱旭红教授早就呼吁过，家庭、社会和学校对学生的过度呵护使得他们丧失了学习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影响了他们诚信的形成。

“虽然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都越来越重视教育，但是很多时候，对于教育的过度关注，使得教育反而备受干预，也使学生在层层关注中自主性和独立性越来越少。”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比如常有人认为小学生学习辛苦就要减负；自主招生大学要各自面试也是增加学生负担，要为学生减负；大学生创业需要政策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怎么可能培养出学习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学生缺少学习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非中国大学才存在的问题，甚至是世界性的难题。在不久前的一次全球大学校长论坛上，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校长用两张图片充分说明了他面临的这一难题——10年前讲座现场，学生密密麻麻而且听得很认真，现在，台下稀稀拉拉的学生，大多数低头看手机或者做自己的事。这两张图片引起了现场不少大学校长们的共鸣。复旦大学一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教育一定会受到社会变化或者是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让学校独立地处理，少一些来自家长和其它方面的干预，这会更有利于教育的发展。”

文汇报首席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