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胡裕树、杜高印、陈望道。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按：随照而来的解说词是“陈望道与学生们”。相助辨认杜高印的是贺国伟和陈光磊。）

【导读】凉棚口挂了件男式马球衫，蓝灰素色，针织变换交错，纹理深浅有致。左胸有只小小的袋鼠，绣工蛮精巧，引人注目却不扎眼，被胡先生相上了。胡先生戴眼镜，不脱学者模样。他的手指一触摸那短衫，摆摊的马上料定，来了个挨“砍”的主儿，报出了天价。同事们赶紧把胡先生“抢救”到稍远处，“教育”他必须讨价还价。胡先生对“速成”缺乏自信，求助说：“你们去帮我把‘小袋鼠’搞来！”

在复旦大学当学生的那些年，可说是我的如鱼得水的岁月。回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过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友好。而我在校大部分时间，胡裕树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早就想涂抹几段回忆文字，感谢胡先生，并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

多年前，同届同系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八一一毕业三十周年大聚会纪念册》，我曾鼓动同学分别写片段，毛遂自荐当秘书，串织成文。可叹我在同窗时代，把集体活动视为“窗外事”，如今哪来号召力？结果只以个人名义，贡献一篇追记陈炳迢老师，文末附数语，缅怀汉语专业诸先师（胡裕树、汤珍珠、钱凤官、柳曾符和周斌武）。去年7月，起草短文《胡裕树汤珍珠二先师各一事》，却因意外干扰，搁下未续。年初惊闻孙锡信老师逝世，即向同学们诉感慨，孙老师对我很友善。随即补言，教过我的老师都很友善。由是思念复起，动笔之欲渐增。数月前读胡中行学兄大作《随胡裕树先生编教材》(《文汇报》2018年3月26日），得悉胡先生百岁冥寿将近。遂排上日程，今夏须还心愿。

本篇所忆与胡先生的交往点滴，主要是在毕业留校之后，我当“太学生”（比大学生多一“点”）的阶段。

主任主编

起笔先纠结了一番，大学生四年，我与胡先生算不算接近？这很难衡量。取一条简单标准，至少在毕业前，我从未去胡先生家拜访，自然也没在他家吃过饭。

猜想几十年后的情形已不太一样，容略叙背景。

我读书期间，复旦尚未通行电邮，电话也不方便，同校寄信似太费事，师生交流以面对面为主。老师一般没有单人办公室，但大多住在校园附近的宿舍区。不少老师相当随便地告诉学生地址，欢迎去串门。有的老师在发表文章前，会约我去预览，告辞时师母拦门赐餐。也有时，因我没留意钟表，被留下改善伙食。一来二去，便与一些老师的家眷也不生分了。

有意思的是，留校后老师们客气了一声：“我们是同事了”，从此再也不招待我了。胡中行兄说“有经费”请吃饭，可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毕业前蹭的饭，看得出都是老师自家便饭。有次与同学路经在市区的汤珍珠老师家，她直接领我们去厨房，教我做番茄蛋汤面。

我们那一届汉语班，统共只有十几个学生。本专业教过我们的老师，都不陌生。全班就两个女同学，据另一女生李小玲描述，我上课时目不斜视“向前看”。依我后来自己的经验估测，站在黑板前的老师，大约会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呆学生。再者，课堂上答老师问或者刚下课请老师答问，也是常有的事。尤其胡先生给我们开的是专业选修课，带有研讨性质。此外，偶尔我还被师长招去，列席接待海外学者的小型座谈。

这么一倒溯，大学高年级时，应与胡先生在不少场合有过接触，可遗憾的是，具体事例均已淡忘。仍存的记忆是，若在教室外碰到胡先生，会略作交谈，但我也会略感拘谨。问了同学，都说胡先生平易近人。那么问题恐怕在我，是我有点遇“官”回避的习性。谁让胡先生当了系主任？

我留校头三年没有教课，参与两个编书项目。一个是《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和汤珍珠主编，书名很早已定。另一个是对外汉语系列教材，后取名《今日汉语》（Chinese for Today），由胡裕树主编，汤珍珠和徐志民任副主编。许宝华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非常熟。他主动对我说：“你先去帮胡先生。”汤老师是系里指定“带”我的，带着我先去编教材。

教材组首次开会，胡先生告诉我们几个新教师：77级留校人多，78级一个也留不下。（凡浓缩引语，免用引号，下不另注。）胡先生停顿了一下，我感觉被看了一眼。胡先生接着介绍，他如何借教材项目把我们留下的经过，言辞辅以手势表情，不夸张，但达意。

▲78级汉语班全体女生与系主任和班主任毕业合影。左起：李小玲、胡裕树、范晓、沈亚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前，1982年7月26日。据我笔记，那日下午公布分配名单。据同学们回忆，胡裕树先生作为系主任，在大会上逐个念学生姓名，宣布去向。

“他们要我编教材。”胡先生止住，一手松松握拳，稍稍俯首，略倾一侧，似作权衡思考状。

我急着听下文。

胡先生不慌不忙而语：“我说，给我人。”摊开手掌，头往另一侧偏，微微昂起，面露笑意。眼光扫了一圈全屋，在座者一个不漏，众人皆开颜。

在胡先生挂帅的教材编写组里，不管刚留校还是教了几十年书，都是中文系的老师。整个团队十人，气氛也可用“友善”二字概括。读书时我被嘲笑“不食人间烟火”，想来不太善于跟大家打成一片。原是同一小班的老班长贺国伟，还是毕业后在教材组日日共事，才获“不见外”感，延续至今。

两位副主编汤珍珠和徐志民老师，分工照应日常事务。主帅胡先生主外，兼顾种种头绪，不必天天来看部下。虽然胡先生每次到组内议事，都毫无架子，我也常直抒己见，但不知怎么在编写组办公室外相遇，我仍感到一丝拘谨。

南下出差

第一次感到在胡先生面前完全放松而且特别开心，是在跟随他编教材一年之后。

1983年初秋，《今日汉语》编写人员出差，走访外地各院校，为第一册试用本征集反馈。我们兵分两路：教过我的陈阿宝老师，还有留校一年多的陆丙甫、胡中行和吴悦，组成四人小分队，专访北京。余下大部队由胡先生亲自率领，“巡视”闽粤二省。南下随行共五人，两位副主编携三个青年教师汤志祥、贺国伟和我。而青年教师里，其实整个教材组、整个汉语专业、甚至当时整个系，又数我最年轻。兄长级的同事们还有个专门“治”我的玩笑：未成家便是“未成年”，或曰不成家就不算“成人”。因而我不由自主地，心态上甘居末位，哪怕书面上常被称作“亚明兄”。

▲左起：贺国伟、胡裕树、汤珍珠、沈亚明。广州火车站，1983年9月，贺国伟提供。

我自小听父亲沈仲章讲旅行探险，一向心仪山水风景。有机会外出，我满怀希望，公务之余，多多踏访古迹名胜，跃跃想要提建议。可再不懂事，也知人微言轻，按捺着不语。

多项公差不轻松，座谈、观摩、参拜业内专家（汤志祥兄补充，访问过黄家教、张维耿等，贺兄说还有詹伯慧）……也够我们忙的。因行程紧，我与另一教师，大概是汤兄，还被主编们委以“钦差”重任，代表全队走访泉州的华侨学校。那年头的长途车，颠得够呛。至于候车站，也简陋得可以。

终于盼得空档，黄昏时节可到近处走走。中年老师给我们做榜样，恭恭敬敬地请示：“胡先生，你说去哪里？”（那时南方人说普通话，不用“您”。）胡先生转头向我，微笑着问：“亚明你想去哪里玩呀？”又转头对大伙儿说：“我们听亚明的，她说去哪就去哪。”

胡先生能“读”我？我不免惊讶，但没多想，迫不及待地抛出早已预谋的游览攻略（包里还藏着景点历史索引卡片，出国前的旅行习惯）。

一见到美景，我顿感欣喜放松。从此每每见到胡先生，我也感欣喜放松。

“饶”一件相连趣事：

那当口正值自由贸易兴起，靠近港台地区的沿海地带进货有源，摊贩集市比上海热闹得多。不知在福建还是广东某城，多半是厦门，我们也去“体察民情”。那不是我的提议，但有了胡先生“听亚明的”这句话，人人都可出主意。

六人闲步街边商场，来到一个摊位。凉棚口挂了件男式马球衫，蓝灰素色，针织变换交错，纹理深浅有致。左胸有只小小的袋鼠，绣工蛮精巧，引人注目却不扎眼，被胡先生相上了。胡先生戴眼镜，不脱学者模样。他的手指一触摸那短衫，摆摊的马上料定，来了个挨“砍”的主儿，报出了天价。

同事们赶紧把胡先生“抢救”到稍远处，“教育”他必须讨价还价。胡先生对“速成”缺乏自信，求助说：“你们去帮我把‘小袋鼠’搞来！”

胡先生吐出“小袋鼠”三字，语气加重，口角处爱意显然（我以引号强调）。及至“搞来”，眉宇间决心铁定。句末一手握拳，轻轻一甩，加了把劲儿（在我“读”来是感叹号）。

补注两点：一是胡中行兄回忆，胡先生倾向简用标点。本篇随文略释符号和语用，揣测胡先生不会反对。二是汉语老师大多不喜“搞”字，汤老师对该字尤为感冒。我揣测胡先生此处用“搞”，含入境随俗之意。

折回那时那地那件事。另两位青年教师自告奋勇出阵，费了些口舌，没花多少钱，获胜而归。胡先生当即套上“小袋鼠”，微微昂首，那很精神很满意的形象，我此刻闭目，仍在眼前。

讲课教材

这教材不是那教材。“那教材”指随胡先生编写的对外汉语系列教材，“这教材”指我为本专业开课的语言学教材。本节分几步，简述从“那教材”到“这教材”的个人所知。

先说我为“那教材”编练习。《今日汉语》是配套系列教材，光练习便有三小套。第一小套作为课本组成部分：每课课文之后都有课堂操练，每五课需单元复习，每册课本二十课，书末总复习。另有两套练习，分别独立成册，即课外作业本和汉字习题本，每册也是二十课。

▲《今日汉语》系列教材全套（缺《课外练习》第二册），汤志祥摄；《今日汉语》课本第一册内封。

最初主编们并没派我编那么多，后不知谁提议：让亚明“一手包”，可简化协调步骤。团队气氛友善，我爽快接受无二话。可惜，因练习皆我“一手包”，付梓时我已远行，没能校勘。我在海外听说出全了，便将整套教材推荐给几所大学。多番周折，练习册运到美国，才发现排版没有体现原设计意图。尤其汉字练习册，简直不能用。懊恼已迟，此为后话提前说。

回述第一节提到，我还参与编写《上海市区方言志》。那也是个重点项目，早立了军令状。我得满上海跑，从事田野调查。复旦那时属郊外，交通不太方便。我一出校门，大都半天以上。教材组虽不严格坐班，但最好常在一起，互知就里，便于合作。尤其是编练习，属后道工序，必须参与前几个环节的反复讨论，熟悉已出现的词汇、语法、文化等方面的要点，才能紧扣，循环而不“抢先”。

全套《今日汉语》含四个小系列：课本、课外作业本、汉字习题本和教师手册。依最初策划，各小系列各有四册。可因方言志无法再拖等诸多因素，调整了计划。课外作业本和汉字习题本，都到第三册为止，我于是脱身。课本仍有第四册，作为全教程复习，体例可不同于前三册，便由原来写课文的人“一手包”。至今我还没看第四册课本，不知书内有无练习。(胡中行兄补充，他为第四册写课文，吴悦配了练习。偏劳两位了。）

顺便提数事：制定编写大纲前，我们分工，从话题、词汇、语法、结构、文化内容等几条线，解析了几乎所有通行的对外汉语教材（好在那时数量不多）。书名《今日汉语》，好像是陆丙甫兄首先想到的。有套同名教材，晚出而且规模也小。据汤志祥兄，他编教师手册，也是三册“一手包”。《词汇总表》是后增的，贺国伟兄的辛苦劳作。我还推测，多亏贺兄承担了大量细致活，协助主编们打点，终使整套教材收尾。书稿送出后，教材组不复存在，猜测审校等责皆由出版社“一手包”了。“一手包”并非汤老师第一个想到的，但她反复说。开会人多用国语，私下人少用沪语，话音仿佛还在我耳中。

说到出版社，有个笑谈是“皇帝女儿不愁嫁”。这套采用繁体字、注重文化传统、针对海外华侨的系列教材，据闻在国务院侨办也挂了号。曾有几家“大户”来求媒，其中一户“名门”在香港，像是商务印书馆，擅长对外发行。组里商议时，小年轻钟情于香港那家。可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来央胡先生，坦言开张不久，若肯“亲上作亲”，《今日汉语》可助出版社“打牌子”。（耳中也还存有汤老师说的“打牌子”，也记得她说那是出版社原措辞。）主编们心一软，决定胳膊往里拐。许多年后，汤老师访美顺道来我家。我俩还妄发一通马后炮，颇悔当初没让香港商务“一手包”。估计他们在校审和为出版物在海外“打牌子”方面，大概更有经验。

读了胡中行兄大作，才知“这套教材荣获上海市优秀图书（1985—1988）二等奖”。说来惭愧，我出国前，常听汤老师叹息，无人帮她料理杂务。我很不能干，不知如何相助。我出国后，反是汤老师替我料理留在复旦的杂事。她曾专程拜访我父母，通知《上海市区方言志》获奖。后又复印该奖状，一份送我父母，一份寄美国，却忘了告诉我《今日汉语》得奖之事。

长话短说，我腾出主要精力编方言志，语料收了很多，到了筛选入稿阶段。这时，教研室来要人，叫我去开课。不知是教研室主任还是哪位老师，当众这么说：“该让亚明全面发展，否则将来职称高了，上讲台还‘怯生生的’，学生不会原谅的。”

汤老师是“带”我的，与我各教一个班。她挑人多的，大概是文学班，让我教人少的专业班。课程名“现代汉语”，对汉语专业是基础训练课，其他专业则为普及教育课（依我理解）。教学目标不同，但采用同一套传统教材，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

下面说说“这教材”。

我径直跑去找胡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可不可以自编新讲义，不用你的老教材？

胡先生应声答道：“当然可以！”（非常干脆，值得加感叹号。）胡先生说，要是他自己开课，也不会再用他那套老教材。要不是“文革”，“早该编新的了”。胡先生接着说，他上年纪了，国际语言学出了不少新理论，来不及一个个看，“以后用你编的”。

我连忙解释，我准备编的讲义，不适合作为统一教材。我是想邀请学生与我一起探讨，取一个理论框架，依其原则推到极点（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敢用“极点”二字）。看看到底什么语言现象能被解释，什么不能。所以，这次开课我编讲义检验某一理论，下次开课我可能另编新讲义，检验另一个理论。

那阵子我正在憧憬语言学的前景，有些刚萌芽的想法。但除了与哲学系友人，从来没跟本专业的师友往深处谈。不知怎么一时兴奋，在胡先生面前大言不惭地说了起来。说着说着，又聊教学理想，诸如以训练思维能力为主，传授现成知识为次，重在激发求知欲和增强自学本领……我并没预习“演讲”，事后回顾，很不得体，而且语无伦次。

胡先生听得饶有兴致，见我暂停，他示意在等下文。见我卡住，他以表情或话语助我疏通。总的感觉，胡先生能“读”我。临别，胡先生鼓励我不断探索，随时找他畅所欲言。

这是我与胡先生最长的一次谈话，不超过一小时，也许仅仅半小时。

再说汤老师与我各教一班，上课时间并行。有一天，我下课走出教室，见汤老师在门边候着。她说是特意提早放课来找我的，脸色蛮严肃。原来，我班学生告诉她班学生，我自教一套。“你跟胡先生打过招呼吗？”汤老师急急地问。我扼要简介了我与胡先生的谈话，汤老师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出国留学

倘若没有胡先生重提出国留学这个话题，也许我至今还在复旦。

话得往回说，说说我班的班主任兼指导员范晓老师。

我们由学校安排就业，临近毕业，范老师逐个找学生一对一谈话。轮到与我聊去向，范老师没有讲半句大道理，只是说：“你太单薄，到外面去会吃亏。留在复旦，系里老师都了解你。”

我感触很深，记得很牢。

没想到隔了些时，范老师又来约谈。他告诉我：上头说，要你保证不出国，才能留校。

我不认为那是对的，一声不吭。

从范老师的语调神色可知，那不是他的意思，但不得不传达。他两难，我也两难，都不愿为难对方。

范老师仗义，为我作了担保。尽管范老师对我说，“啊呀不过一句话”（言外之意……），但我能对范老师不义气吗？

▲7811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十一位是朱东润先生，第十五位是胡裕树先生。

三年过去。

一次，系里若干教师一起外出。好像是搭公车，车上乘客不算少，但也不算拥挤。我们各自找空处，三三两两自然成群。如果低语聊天，一般只有近旁几位可以听见。（这段记忆模糊，以下相当清晰。）

胡先生和我，还有另一位老师，碰巧比较近。胡先生突然问：“亚明，你还想出国吗？”

我愣住了。

虽然我相信，那个“保证不出国”的要求绝对不会来自教过我的老师，但我留校时胡先生正担任系主任。他对那事看法如何？我很想知道，但没有吭声。

静场约摸一分钟，当时感觉很长。我快憋不住了，差点儿想开口问，却又迟疑。

看来，胡先生确实能“读”我。他直言对答我堵在喉咙口的疑问，说：“那是不对的！”（不加感叹号，不足以体现胡先生语气之斩钉截铁。）

无论学生期间还是留校之后，除了学术，我从来没跟任何老师评议“对”与“不对”。

我与胡先生目光交接，都懂，所见略同。旁边那位老师（徐志民老师？）似乎明白胡先生说什么，一言不发地用眼神“赞同”（在我看来）。

胡先生追加简短数语，大意是如果他是我，会再次申请出国读研究生（毕业前我曾申请，教务处不发成绩单）。之后我还犹豫了几天甚至几周，才去请教另几位老师，也该包括范老师。凡被问到的，都主张立马行动。猜想上头政策也有松动，这次我顺利取得了成绩单。

报名起步虽慢，录取通知倒来得快，整个过程不长。其间我找过几次胡先生，有关推荐信什么的。好像胡先生还替曾在美国的郑锦权教授，向我转达过一次口信。那时胡先生已不当系主任了，记得是去他家，他小女儿开的门。先前在南下途中，胡先生曾预测，我该会跟他小女儿谈得来。可惜每次登门都很匆促，没跟他女儿多谈。

再“饶”一事，涉及系主任和推荐信。踏进复旦的那一年，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东润先生；挥别复旦的那一年，朱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

我们这拨本科生，无缘听朱先生讲课。应有机会听朱先生在大会上讲话，按理系主任该在迎新会上致辞？只叹出席盛会的机会，常常被我错过。直到毕业三年后，系里有位教过我的老师（也许是周斌武先生？），带我去请朱先生写推荐信，才得以拜见，可惜想不起细节。估计引荐者（或者是孙锡信先生？）早已讲清原委，只是要我本人到到场，让朱先生见见。

我想，朱先生为我写推荐并不违反什么原则，他一定信得过那位老师（真不好意思我记不清是哪位）。而朱先生作为我进校时的第一位系主任，概述系里老师评语，顺理。后来我去的学院，并不是请朱先生推荐的那所，但仍该感激他，还有那位好心的老师。

***

回到胡裕树先生，细想交往，事事值得回味。我在胡先生麾下直接工作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编写“那教材”《今日汉语》。但如果从作为师生的角度，选择一件受益深远的，大概得数围绕“这教材”即现代汉语讲义的一席谈。我认为，胡先生支持青年教师不用系里传统使用的、他本人主编的现成教材，而鼓励后辈学生（我的心态始终是学生）自行摸索，意义深远……此刻联想多途，思路尚未理清，希望胡先生在天之灵继续“读”我。

▲与胡裕树先生合影，1983年9月。

回顾在复旦当大学生和“太学生”的八年，虽然关于治学与教学方法论，在本系谈得最深的一次是与胡先生，但系里不少老师都在学术方面，给了我相当的自由度。这里先简括总体印象，以后再忆实例。

恰巧又读到胡中行兄回忆章培恒先生的新作。我在复旦中文系的最后阶段，章先生是系主任。因他正在任上，专业又不同，我与他几乎无接触。读胡兄“逃离”一节，想起自身一事。为了我的归属，汉语教研室和方言研究所也曾争执，据说相当激烈。最终我到了教研室，而主管方言研究的许宝华先生照样待我友善，犹如“自己人”。（综合石汝杰、贺国伟等多位反馈，研究所的正式名称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与中文系平级或曰平行，互不隶属，但有兼职。范晓老师说，他的编制就是属于所里的，但也在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顺便解释：承蒙多位当事人预览，得以插入些许补充更正。我试用括号注，区分直接和间接知识。）

我始终不太清楚，哪些老师属于“系”，哪些属于“所”。篇首言“系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也包括“所”。可以说，都对我很友好，无一例外。过去我一直以为，老师爱护学生是理所当然的。转眼毕业三十六年，离开复旦也已三十二年，竟然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们表示过感谢。短短拙文虽晚，惟愿略道难以尽言的歉意与谢意。

作者：沈亚明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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