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一条腿刚迈出崇明农场，另一条腿就迈进了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考试形式就是写一份小结，评判标准无非两条，一看字体是否工整，二看文章是否通顺。50人之间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最后只有三人留在了南京路，其中一个是我。

赴新单位报到时，我并没有见到大名鼎鼎的馆长顾廷龙，他正好去了沈阳，探望设计飞机的儿子顾诵芬。每年冬天，父子两人基本都能团聚一次，南方天气又冷又潮，北方则有热炕可以取暖。与潘景郑先生不同，顾先生平时还是比较严肃的，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怀着敬畏之心。

我们的初次交谈回想起来有些机缘巧合。当时的北图副馆长丁志刚来我们馆里参观，我在书库把守大门。丁先生很客气，一看到我，就跟顾先生讲，“你们古籍部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工作人员啦？”等客人走后，顾先生用苏州话问我：“乃啊有兴趣？”（“你是否有兴趣？”）我听了很激动，告诉他：“非常有兴趣，因为在藏书家们身边工作。”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那时除了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还有近代文献组的姜单林，我天天跟在这些老先生后面，听他们随便聊聊就能收获新的历史知识。岂料顾先生面孔一板：“乃伐是潘景郑、乃伐是瞿凤起。”（“你不是潘景郑、你不是瞿凤起。”）言下之意，你是帮公家做事，没办法做藏书家，不像潘、瞿二人，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可以支撑自己的爱好和精神需求。

上海图书馆能有今天的成就，顾先生付出了太多心血，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四馆合并前的合众图书馆。据我所知，当时福州路旧书店的老板们要是收到了什么宝贝，都会先送到合众图书馆，让这里的藏书家掌掌眼。顾先生通常会跟对方约定，借阅一个晚上，通过细节比对，把好版本的内容过录到自己的图书上。尽管当时也有爱国人士资助，但“合众”印书的经费一直是捉襟见肘，为了省下这笔钱，顾先生决定手书上版，当然，他的字也写得好看。顾先生后来跟我回忆，马路对面有一个舞厅，等到半夜舞厅都关门了，他还在房间里抄书，一个晚上能写完3000字的小楷。

从顾先生的口中，我还知道了馆长任命时的一些细节。1962年，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宣布顾廷龙担任上图的馆长，台下几乎没有谁鼓掌。这其实不难理解，合众图书馆人少，规模小，他们的馆长没有优势可言，偏偏最后的结果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任命状是由柯庆施亲笔签署的，一个处级干部的人事任命“惊动了”上海市委书记，这似乎没有先例可循，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每每提及此事，顾先生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小得意。这也不是什么虚荣心，事实上，他不算是一个真正当官的人。过去主持“合众”时，顾先生就在书库的角落里摆一张桌子办公，累了就叫上同事一起打会儿乒乓球；担任上图馆长期间，他有一间专门的馆长室，但是基本不去。每天就拎着公文包来古籍部，除非有会务安排，一般都和我们在一起工作。

1985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顾先生结束了长达23年的上图馆长生涯。看似退休，实则不然，他依然担任着名誉馆长一职，心系上图的建设和发展。在顾先生去世前一年，他还跟我谈到了关于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想法。“做我们这行的人或许不会太多，你身边的年轻人只要有兴趣，哪怕是反对你，也要给他机会。”听着这番肺腑之言，我深深被打动了，禁不住热泪盈眶。

若顾先生当初只顾埋头做学问，手边资源可谓得天独厚，但“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二为传布”，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给读者提供服务，一生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合众图书馆尚未正式公开阅览，读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登门求索，有的来信咨询。前者如钱锺书、顾颉刚、郑振铎等，后者有陈寅恪、聂崇岐、向达等。蔡尚思在自传中专门提到他在治学道路上受惠于“合众”，胡适研究《水经注》亦得到了“合众”与顾先生的帮助。

无论业已成名的专家学者，还是喜欢文史研究的普通读者，顾先生都是诚恳接待，一视同仁。像冯其庸、黄永年曾为写大学论文而来，陆维钊、刘厚生也在此收集过资料，用于专著的编写工作。“顾廷龙先生特别热心，不嫌烦碎，我所指定的史料，顾先生能于十分钟内在杂乱的书城之中取出供我阅读。”

1991年冬，顾廷龙和潘景郑（左）在上海家中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的出版后记中写道，“顾先生待我之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表示钦佩也。”

顾先生历来重视抢救历史文献，哪怕是承受着不可想象的压力和风险。1949年以前，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数量不多，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凭借职业敏感，顾先生千方百计地收集和保护这类文献，迫于当时的形势，将一批书籍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的结合处。解放后，中共中央派专员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们在政府机关、档案馆一无头绪，却在合众图书馆找到了大量稀缺资料。顾先生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我为自己是一名‘合众’的成员而感到骄傲。”

在垃圾堆里寻宝是老顾的一大乐趣，如今上图收藏的传世孤本《三峡通志》、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就是从纸屑飞扬的造纸厂里寻觅得来。鉴于那次从废纸堆中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的史料，顾先生随即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关重视古籍图书的保护，同时在群众中间做好宣传工作，杜绝将珍贵文献随意废弃的现象。为了加深人们的理解，顾先生运用了浅显的例子——比如旧社会死了人发“讣闻”，将小传汇编起来，就能起到类似于明朝《献征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而把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整理，就可以呈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史。

“文革”开始后，顾先生“片纸只字皆史料”的观点被肆意扭曲与嘲弄，因其致力搜购家谱、鱼鳞册，被污蔑为替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从而被打进了“牛棚”。精神与肉体备受折磨，但顾先生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堆积成山的抄家图书。在文物图书清理小组，他使出浑身解数，抢救了大批珍贵史料。比如陈元龙、屠寄、姚石子、刘半农等人的日记，“稍一疏忽，就会失之交臂。”遗憾痛心之事也在所难免，顾先生曾发现两本经曾国藩亲笔修改的奏稿，但这些“反动的东西”被扔进了乱纸丛中，此后再也没有找到。

“文革”是一场浩劫，全国各地公私收藏的图书资料都遭到了损失和破坏，上海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这里面就有顾先生的功劳。对于那些抄家图书，他曾组织人力对破损处精心修补。“文革”结束，很多私人收藏家表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藏品会被保存得如此完好，而一些爱国人士为顾先生奋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将发还给他们的藏书捐给上图，其中就有仁和朱氏结一庐旧藏、祁阳陈氏郇斋藏书。

在我的心目中，顾先生首先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他曾用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先生来到上图以后，提出了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因此，他专门建立影印工场，使得大批古籍得以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顾先生常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自我约束，而对于国家又是何其慷慨，将珍藏数十年的清顾嗣立《元诗选》未刻稿本，《明四皇甫诗书卷》及清初顾祖禹、朱用纯、余怀等题诗的《马藩候像赞册》等珍贵书籍捐给了上图。

缅怀前辈、感念恩泽，顾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作者：由陈先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口述，黄春宇撰写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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