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苏轼的“敌人”，从政治上说，最大的政敌自然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新法”的争论，但政治斗争中难免用到一些手段。苏轼的同年林希写过一部笔记叫做《野史》，里面有这样一段：

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引）

此时的林希是替苏轼说话的，讲王安石很不好。“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说王安石很恼火，苏轼总是反驳他的“新法”，想害他，但是又没有办法。“会诏近侍举谏官”，正好朝廷要推举谏官，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就提了个建议：“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被推荐的官员，把名单拿到御史台考核一下，如果这个人不合格，推举的人要被连坐。这建议表面似乎有些道理，但人家怀疑谢景温要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有问题了。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可以做这个生意的，你就算做得很规矩，作为官员也是品德不佳的表现。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证据呢？按北宋的制度，御史台其实不需要提供证据，这是御史的特权，叫做“风闻言事”，他只要说“我听说的”就可以提出弹劾。于是王安石看到驱逐苏轼的机会来了，非常开心。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那么大，到八个路去查问，经过的州县都去查，询问有没有带货物去贩卖。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正好朝廷新任命了一位苏轼家乡眉州的地方官，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顺便把苏轼一起送出来。这个算是苏轼利用了公家的交通，坐了公船。这个罪名很小，没有办法定一个很重的罪名。但是就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待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

为什么呢？苏轼本来应该留在京城继续争论“新法”的，但是有一次司马光见宋神宗的时候谈到苏轼，司马光讲到苏轼怎么好，神宗却冒出一句“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条)。司马光搞不懂苏轼为什么不好，然后神宗和他讲这件事。虽然这个卖盐没有事实，但是总归坐了公家的船，不好。苏轼通过司马光知道皇帝对他的印象已经坏了，留在京城没什么意思，就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当时按照苏轼的资历是可以做知州的，但却让他去做杭州的通判。王安石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苏轼赶出了首都。后来苏轼遭受“乌台诗案”，不但旧党的官员上书救他，他的同年进士章惇也为他说话。据说王安石也反对这样做，但没有确实的依据，当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是反复地给苏轼说话，认为不能够用这个罪名杀苏轼。可能王安礼的行为有利于缓解王、苏两家之间的矛盾。

王、苏的和解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庐山下来，继续坐船经过石钟山以后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王安石退居在那里，两个人见了面。这件事情是宋人津津乐道的，有许多笔记描绘这两大政敌相见的情形。其一致之处，是说苏轼和王安石相见甚欢，两个人非常要好；但是具体的情况，每个人的记载都不一样。我们看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因为他是苏轼的学生，应该还是有点儿可靠。他说：“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好一个翰林学士，我早就想你适合当翰林学士。这句话在宋朝是有典故的，据说是南唐的李后主被抓到开封，太祖皇帝善待李后主，拉着李后主的手说好一个翰林学士。王安石把这个话送给苏轼。苏轼听了这个话后给王安石讲了一个故事：

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这“杖鼓鞚”，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一个抚州人家里传下来一个杖鼓鞚，淮南的一个有钱人出高价购买，不远千里，到淮南登门求售。淮南人打了一下，打不响，就不买。抚州人只好拿回来，过河的时候把它丢在水里。没想到，它到水里却“吞吐有声”。于是抚州人叹道：“你早作声，我不至此。”这个话有点儿双关了，可能苏轼就是用这样讲笑话的方式和王安石沟通。

节选自《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作者：朱刚

编辑：陈瑜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