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在美国，智库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

欧威廉：在美国，智库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最优秀的智库承担了政府不愿或无法独立完成的研究项目。当然，这需要智库具有优于政府本身的对于未来的预见能力，并能够使用较常规更为复杂、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总之，智库通常质疑公共政策，不断探索可替代政策。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和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等等。

此外，许多自称为“智库”的组织充其量不过是维护特定群体，如纺织企业、汽车行业工人或者政党利益的“游说公司”。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这类“智库”的典型代表。

文汇报：世界范围内，一些智库报告曾经改变甚至创造了历史。在您看来，哪些报告真正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欧威廉：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当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最初却是源自一份由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多克·巴内特（DoakBarnett）为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出具的报告。

1968年11月6日，该报告作为备忘录由一群中国政治研究专家集体签署。除了多克·巴内特教授外，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罗姆·艾伦·柯恩（JeromeAlan Cohen），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DwightH.Perkins）、埃德温·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历史与政府学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历史学副教授詹姆斯·汤姆生（JamesThomson）等，及麻省理工学院政府学教授白鲁恂（LucianPye）都是项目参与者。该材料作为备忘录刊登在1969年2月份的《战略杂志》上。罗姆·艾伦·柯恩曾回忆称，据他了解，亨利·基辛格博士于1968年亲自将这份备忘录呈递给新当选的尼克松总统。

同样，现代核战略的演变也离不开智库的身影。这其中，兰德公司表现得最为突出。执政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出了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核心的“新面貌”安全政策，承诺一旦苏联发动对美任何规模的核攻击，“大规模报复”战略都将以全面核战争进行回应。1960年，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赫尔曼·卡恩（HermanKahn）出版著作《论热核战争》。两年后，卡恩的《想入非非》与广大读者见面。在两部著作中，作者对核战争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了核战争和苏美两国核武装现状，坚决否定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战略，竭力主张整个世界都来关注和制止核战争，指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将给美、苏双方带来巨大且不必要的伤亡。一时间，赫尔曼·卡恩的“挑衅”引起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华盛顿高层的震怒，很多学者也纷纷谴责卡恩关于“数百万人死亡”的“不道德”的计算方法。但是，最终赫尔曼·卡恩对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反对声还是被当局所接受。

作者：刘迪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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