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城市规划师金经元在中文版《明日的田园城市》译序中写道，“城市这个有机体和人一样，真正的风貌在于内在素质的反映，浓妆艳抹于事无补，只能进一步揭示自身的内心世界。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就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上一次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还要追溯到1978年。时隔37年，从“全国”到“中央”二字的变化，凸显了国家对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出了“实招”、定了“时间表”、勾画了“蓝图”。在这一背景下，以往“身在城中而不自知”的人，也开始了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寻找与追问。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人注定是要死的……是一种没有存在理由的存在。正是社会，而且仅有社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存在以辩护和理由;也正是社会，通过产生据说是‘重要的，事情或位置，而产生出被自己以及他人视为‘重要的，行动和行动者……”于海借用其观点指出，人的价值是在人群中获得的，需要相互之间的见证:“不是有个时髦词叫‘刷存在感嘛，形容的其实是人类原始本能。拿逛街来说，尽管现在电商火热，但大家还是要出去逛，不买东西也要逛，这就是种存在。”

看别人的存在获得新的存在方式的启发，或者刷自己的存在让别人来肯定自己，这是一种“存在谋划”，需要在空间中完成。而这种空间不光是居住的、商业的，更是社会性的———人们习得思维方式、行事规矩、待人态度的人格成长空间。在塑造人的方面，空间有多重要?　于海举了一个例子:“以前老说上海人精明，有个最形象的描述就是，灶披间的炉子被别人挪过来一两公分都能感觉到。因为少了那点空间，烧菜时脚的位置就不对劲了。这都是被有限的空间逼出来的。”

然而，城市里的各种角逐无一不在夸大空间的物质性，大大弱化了其社会性，“现在都在讲面积多大，讲一个人、一个家庭被物质环绕起来的空间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于海提到一个最有力却又最容易被大家“无视”的证据就是街头的房产广告，“我有次拍下来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180席专属住家，少数人的尊崇，。对于财富的掌握我们没法阻拦，但公然地放到大街上就是种‘冒犯，，显然是在说跟其他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在撕裂城市空间，撕裂社会么?”

一旦城市空间遵循炫耀财富、张扬权力的尺度，被贴上了不同的价格标签，人群也就被顺理成章地按照价格分离了出来。

包亚明提出，空间规划上的很多问题应追溯到最前端:“城市规划之前要有土地规划，是准备这一代人把地用完?　还是说有些地方作为永续发展留给后人?　政府应掌握土地供应的量和节奏，怎么用也要考虑多方意见。”于海也表达了同样忧虑，他认为空间一旦架好，改起来消耗巨大，所以在前期的土地规划上就要作出明确:“现在看到的苏州河两岸就是一个水泥峡谷，公共岸线批给了开发商，成了他们宣传语里的‘亲水平台，。但是，河滨、江滨、湖滨作为公共资源本来就是大家的，不能辟为谁谁谁的后花园，这就有违城市空间发展的公共性。”于海说。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借用福柯的观点，将人类身体史与城市文明史结合起来，并提出主张———“城市空间的形式应该取决于人们是如何感受自己身体的”。现实却是，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我们极尽速度和规模之能，牺牲了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和可能。于海始终坚持，城市的空间应该是亲切、安全、方便的，“在设计和规划时，一定要关心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空间为人们之间互动所提供的帮助。上海人以前爱荡马路，常常说‘划脚就过去了，，表达的就是一种空间上的从容———没有障碍，马路窄，人行道宽。”

作者：乐阳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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