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裴钢(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采访:樊丽萍(本报记者)
这是一个足以让上海骄傲的数字: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生命科学与医药卫生领域的院士数量,上海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上海在研发领域的“头脑”优势可见一斑。
从这两年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态势看,上海正处于“前有劲敌、后有追兵”的关键时刻。和兄弟省市相比,上海布局早、底子厚、基础好,后续如何持续发力?怎样将潜在研发优势更多转化为创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裴钢教授日前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汇报:您曾长期负责国家“发育与生殖”“干细胞与转化研究”等重大专项,目前正牵头“中国脑计划”相关工作。在您看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要实现更快发展,在产业链布局上还有哪些需要调整、优化的地方?
裴钢:生物医药产业和任何一个高科技产业一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新药(包括医疗技术)研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初期的基础研究、中期的临床试验,到后期的药物生产、上市——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这些年,我们在研发经费上的投入大大增加,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大批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简单地说,资金、仪器、人才都有了,接下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各方力量,把资源整合起来,变成“真金白银”的产出。
目前,在张江崛起的大科学装置群,对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吸引海外人才、提高科创中心建设的显示度、产出世界级科研成果都有极大帮助。从产业价值链的人才分布来看,上海在产业链前端,有大量科研人员从事药物研发工作,但越是往后,力量越少,到了生产环节则相当薄弱。这就印证了“木桶理论”,我们现在有的板很长,有的板可能很短,影响了整个木桶的储水量。
文汇报:这两年,周边及兄弟省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全面发力,发展速度很快。要让更多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生物医药企业在上海扎根,您认为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裴钢:国际上几乎所有大型药企都有一个共性:重兵并没有分布在产业最前端的研发上,相反,他们在临床、市场销售等产业链中间偏后环节布有大量精兵,而且都能各司其职。面向研发上游这一端,大型药企通常是放手交给中小企业和学界来完成。而这些大型药企要做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手,及时收购有潜力的品种、项目,有时甚至连中小企业一起买下来——这就是跨国药企多少年来屹立不倒的生存方式。
再来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这两年,一些兄弟省市之所以在生物医药产业有了较大起色、进步较快,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得到了释放。
而上海的情况是,大学、大院、大所、大医院林立,科研氛围很浓,但总体还是以发表论文为导向,愿意放下身段从事转化的科研人员还不太多。客观地说,和兄弟省市相比,上海要留住、培育一批与成果转化、市场服务相关的中小企业,与其拼商务成本、比融资优势,不如在政策层面集中发力。上海应该始终对标一流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创新高地和成本洼地,着重在软件、服务、文化、环境建设上多下功夫,实现多方共建共享和多赢。
文汇报:政府应更多通过“政策之手”赋能生物医药产业,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裴钢:要更好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府的站位十分重要。政府在促进“研、学、产、金、用”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按规律办事,要“到位不越位”。
几乎所有创业企业在初创期都会碰到“死亡之谷”,生物医药产业也是如此。面对一些已临近“死亡之谷”的企业,政府应该出手拉一把吗?从一些兄弟省市的做法来看,政府并没有撒手不管,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是,政府的“救援之手”究竟该怎么伸?须知,要成功穿越“死亡之谷”,创业企业的内生动力将起到更大作用,而政府只是起着引导、支撑作用。所以,和政府主动伸手拉企业一把相比,成功概率更大的做法应该是:让企业主动把手伸向政府这一头,政府则及时给企业推送真正需要的政策和资源。
生物医药产业最需要政策支持。具体而言,上海可以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的独特政策优势,包括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在临床试验、海关进口、审批等环节以及融资等方面,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具体政策支持。
另外,上海可以考虑集结一批一流海内外科技专家,遴选有责任担当、有战略眼光、有公信力的学术和产业精英,由七至九人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助力政府部门进行科学决策。
作者:本报记者 樊丽萍
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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