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邦德是电影界最先觉悟的“国际主义者”，看清电影民族性和海外市场之间平衡的重要。

《幽灵党》开始于邦德在墨西哥城的亡灵节游行里执行任务，这个一气呵成的段落可以当作墨西哥旅游局的宣传片来看。事实上，一场说走就走的环球旅行已经成为间谍这个职业的标准配置，过去很多年里，邦德一个人享受着奢侈的候机室，后来，一个叫伊桑·亨特（《碟中谍》）的后生频繁地分享他的商务机特别通道，可能还有一个叫杰森·伯恩（《伯恩的身份》）的外勤人员暗搓搓地在机场咖啡店里偷窥他们离开。亨特和伯恩这些晚辈当然对邦德老先生造成很大压力，但他没有失业，更没有被超越，因为亨特和伯恩的那些本事，是邦德教会好莱坞的。

1959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专栏编辑把宅男作者弗莱明忽悠上飞机，有赞助商为这次环球旅行埋单，弗莱明要做的是在途中定期发回专栏。但他自认是个糟糕的旅行者，写文化苦旅的专栏是个苦差，贴心的编辑安慰他：“就当是为邦德小说搜集素材，从已经出版的6本小说读者反馈看，就算他们唾弃邦德和花瓶美女，但他们很愿意为异国情调的故事埋单。”后来，弗莱明在《大都名城》的序言里写道：“我的护照本上贴着一打签证，我带着一只公文箱和一台打字机，穿着一件有很多暗袋的西装，每个口袋里塞着支票和钞票，从伦敦出发，一路往东，沿着香港、澳门、东京、檀香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芝加哥和纽约这条路线，绕地球一圈。回到欧洲后，又到柏林、汉堡、维也纳和蒙地卡罗转了一圈。”从此，邦德成为全世界特工里最勤快的外勤人员，为女王服役的50多年里，他去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幽灵党》大概创造了他单集飞过的最长里程，始于墨西哥，回伦敦中转，之后奔波于摩洛哥、意大利和奥地利。当年，弗莱明的编辑是明智的，因为他的那条建议，旅行和马天尼（现在换成了喜力啤酒）、欧米茄表、阿斯顿·马丁跑车以及美女，构成邦德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有关旅行这件事，邦德是好莱坞的先驱和带路党，步他的后尘，机场快要被好莱坞剧组挤爆。《速度与激情7》的行程单上列着日本、阿塞拜疆和阿布扎比。《侏罗纪世界》旅行团是一支多国部队，印度CEO带领中国科学家和非洲裔法国籍助理。《复仇者联盟2》奔波于约翰内斯堡、北非海岸、撒哈拉、汉城和东欧小城。

邦德远远地走在时代前列，他是电影界最先觉悟的“国际主义者”。很早以前他就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喝酒泡妞的流氓，他在剑桥就读东方语系，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执行不同的任务时说过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甚至自学了一点丹麦语，他的女性同事真诚地赞美他“是个语言天才”。邦德出道时，他的旅行特权一定程度地寄托着帝国旧日荣光的移情——当这个国家在现实中从牛市转向熊市，至少电影里的它的一点点动静仍然能影响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文艺对政治的抚慰，但是娱乐更有现实的经济诉求。在1960年代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电影市场在美国，邦德系列的立足点固然是英国身份“骄傲的证明”，但如果太英范儿民族主义，电影卖不出去，是万万不行的。1964年，《金手指》大量在美国取景，后来成功攻占美国市场，成为那年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两年后《霹雳弹》再接再厉，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两部邦德电影的收益很可能高过《大白鲨》，在大片时代来临前的十年创下大片的记录。

邦德与生俱来且根深蒂固的“英国性”，让他最早地看清电影民族性和海外市场之间平衡的重要，几十年在商业压力的锤炼下，成为好莱坞的教科书和业界良心代表。最初他满世界奔波时，好莱坞电影的版图甚至不愿跨越墨西哥边界。大制片厂长久以来满足于电影里小国寡民的景观，因为直到1990年代中期，全球电影票房收入的70%以上来自北美，英国电影人穷尽本事，让邦德从30%的弱势方里杀出一条道，把这个纨绔间谍倾销到北美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好莱坞大片厂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全球票房约63%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墨西哥、俄罗斯和东南亚是增长最快的地区，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被认为将在201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票房的主要来源。A级制作的投资和风险都在加大，文艺和地缘政治的捆绑成了攸关生死的经济基础，传统好莱坞的观众分析方式是二维坐标系，x轴是性别，y轴是年龄，现在有必要添一条坐标轴：国境。

好莱坞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国内国外市场的分裂，2014年美国本土最卖座电影是《美国狙击手》，而这片子出了美国只在有限国家的艺术院线里露面，导演伊斯特伍德直接说：“让统计数字见鬼去，我只给我的国家拍电影。”《狙击手》很大程度是美国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主义在电影里的投射。可如果谈论用电影来爱国，大概没人比邦德更爱祖国爱女王，但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大意是：“我很爱我的国家，虽然它傲娇又别扭，我愿意和你谈谈，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喜欢它和它的烂天气。”这是老先生邦德教给好莱坞的重要一课：保持内在骄矜和外向的开放姿态，并不矛盾，尤其当遗老遗少的帝国余情散去以后，留下的便是开阔的眼界，而在什么环境里发生什么戏剧，是关乎当下“大片”命脉的问题。

当然，这套叙事的核心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白人男性丈量世界，那，就是另一个棘手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