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电影　《百鸟朝凤》　而产生的各种热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1980年代文化遗产在今天的继承，有现代转型与传统文化的命运，有时代与艺术的错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鸟朝凤》　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超越文本的时代启示。本期文艺百家继续刊发两篇评论，希望将该片引发的思考推向深入。

———编者的话

因制片人的当众一跪，电影《百鸟朝凤》　成了今年初夏的一个文化现象。引发的话题，在网络爆红。电影的票房远超同类作品，至少避免了赔本的命运。

当然可以说这是营销的成功。但看过此片，我以为它还是电影本身的成功。至少，电影提出的问题，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意义。引起广泛的回响，理所当然。

《百鸟朝凤》　的主题其实有三个层次，一是作为乐器或者器乐的唢呐能否传承？　二是作为婚丧嫁娶风俗一部分的唢呐班能否传承，或者说是以唢呐为代表的乡村生活方式能否传承？　三是唢呐演奏中只认口碑不认钱的价值取向能否传承？

唢呐作为一种乐器或器乐是不会绝种的，它从异域到中国，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它的音色音质，就像二胡一样，最能代言我们民族的精神。有中国人在，就会有唢呐在。

作为一种乡村生活方式，要完好地传承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尤其在国门大开以后，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传统的生活方式，要想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变？　朝什么方向变？　变成什么？

至于只认口碑不认钱的价值取向，在当今之世更是难上加难。道德与金钱的矛盾，道德总是弱势的一方。坚守道德评判，需要勇气和理想。

吴天明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想用人物和故事来回答，结果有时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

比如，作为唢呐的传人，焦三爷坚持一代只传一人的老规矩。表面上是为了增加唢呐艺术的神圣性，客观上这是对唢呐的传承自设了障碍。为什么不能传二传三甚至传得更多呢？　尤其，电影中，游天鸣和蓝玉二人都是很优秀的徒弟，焦三爷却硬是要赶走一个，这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　以往的电影，类似的情节会在游天鸣和蓝玉二人之间进行道德取舍，比如　《舞台姐妹》。吴天明显然不想落此俗套，但是他却陷入了两难。

又如，当焦家班变成了游家班，本以为可以顺利传承的时候，却时移世易，遇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电影中游家班与西洋乐队形成冲突，直至大打出手，已不是隐喻，而是象征。几乎可以听到吴天明的大声疾呼了。但实际上，这场冲突是编导人为的，有些牵强的。为什么不能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呢？　正确的态度难道不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吗？

至于只有备极哀荣的死者才能享用　《百鸟朝凤》　的曲子，在当今之世，无疑是一个道德神话。焦三爷拒绝为某村霸演奏《百鸟朝凤》，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在现实面前，这种坚持和坚守，是多么地不易。这是吴天明的理想情怀。虽然我们明知道它不堪一击，还是应当给予嘉许和喝彩!此处的吴天明让我们想起了那位想战胜风车的堂吉诃德。

比起小说，电影是暖色的。这是吴天明的绝作，是他留给世人的温暖。我们不应当辜负他。

吴天明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导演。他的　《人生》，他的　《老井》　都曾经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擅长于描述黄土地上的人和事，对自己的乡土有着真挚的热爱和眷恋。《百鸟朝凤》也是如此，尽管小说原著写的是西南贵州的生活，但吴天明却把它搬到了黄土地上。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精神的好电影，它让我们记住了乡愁。这是吴天明的乡愁，也是电影的乡愁。

对于这乡愁，我是比较乐观的。随着大国的崛起，经济的强盛，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即使某些曾经被轻视甚至被放弃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要它是优秀的有价值的，人们就一定会重新认识，使其发扬光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天明的　《百鸟朝凤》　的推出，正其时也。

又，陶泽如将焦三爷演到骨头缝里了。没有陶泽如，就没有　《百鸟朝凤》。陶泽如就是焦三爷，焦三爷就是陶泽如。不能设想另一个焦三爷的存在。一个演员一生中能够遇到这样的角色是幸运的，能够塑造成功这样的角色，是幸福的。

文/刘旭东(作者为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