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转型社会：

　　需要深入于当下中国的生活百态

　　在21世纪的普通民众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贴上了许多标签，但在吴晓明这样的专业研究者而言，从1980年代走来，在挖掘马克思主义所指向的“不可遏制”的文明可能性中乐此不疲，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与转型社会的生活源头“对话”。

　　从教30年，吴晓明始终坚持本科生教学，吴晓明对学生的厚爱无人不晓，坊间甚至流传着“只要请学生出面，没有吴老师不答应的事情。”2013年12月，他获得了“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是复旦大学十年内的第二位获得者。对此，吴晓明说，目前社会处于很独特的阶段，和学生交流就是和社会交流，哪怕是学生的眼神也能帮助我们做学术有取舍。吴晓明说的学生也包括国学班、西学班那些干部和企业主，“虽然他们未必有理论体系，但生活和工作经验让他们有更深体会。”

　　曾任复旦哲学系系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如今又是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的吴晓明，对于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对话转型社会更有主动权。学术的传承是第一步和基础，为此，他不强调哲学学院要招收更多的学生，“我们的哲学公开课，在复旦大学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承担“守护思想、引领时代”使命的哲学学院“让更多的学子具有哲学思维，这才是首要的”。吴晓明铭记着谢希德校长所说的“复旦不能没有哲学系”，也受着19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说“如果芝大没有神学系，就不要办大学了”的鼓舞。回顾1999年至2004年，2006年至2011年两段哲学系、院负责人经历，吴晓明觉得争取到3个一级学科的国家重点学科只是所有同仁的积累所致，更骄傲的是“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际交往。”“引进10个学术骨干，但是本院的人没有一个离开，大家都能安心做学术。”

　　在全市的哲学学会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带头人位置上，吴晓明更强调哲学对上海文化建设的参与作用，“上海的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文化产业。”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会很棘手，同样也是高度哲学化的，“雾霾可能关于环境科学，经济学，同样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限度的思考。”从大道理上，需要学者做学问，但生活中民众的困惑，就需要哲学工作者将这些问题整理后提炼出来，以此促动全体社会的“改弦更张”。

　　1830年代，托克维尔前往美国考察刑法和监狱制度，回国后写下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等极有前瞻性的书籍，引领着一代法国有识之士，1852年又在大量考证后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的时代也处在一个巨大转型期，1840年以来的寻求富强、复兴之路，并没有结束，我们时代需要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参与精神和高度。”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在2006年版的《马克思传》第4版中写道：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思想已经进入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

　　对于吴晓明而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密切关联的开放性，唯有不断地与这个时代对话，与马克思同时代和之前、之后的西方哲学家对话，与当代鲜活的现实对话，这也许就是挖掘马克思主义“不可遏制”的当代性的必由之路，也是时刻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丰富所指。

　　为此，如同当年发自内心的选择一样，吴晓明依然会带着岁月积淀的厚重的激情，去对话，在对话中抒发家国情怀。

　　文汇报记者 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