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电影《星际穿越》的热映，连带掀起了对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Thomas）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的热议，甚至激起了一股不小的竞相翻译此诗的热潮。作为一个新诗研究者，我自然联想到与新诗相关的一些问题。

看了电影里以及网上几首不同版本的翻译诗，除了高晓松那首略带古诗词风格的译诗之外，其他几首尽管遣词造句及风格略有不同，但是都大体遵循着原诗的词义、句法，是一种“达”的翻译样态。所以，这些翻译诗版本给我的一个强烈的直觉：这首英国人创作的诗简直就是一首精彩的白话新诗。那不就是我们期盼的新诗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盖当初梁实秋就说过：“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新诗与中国传统的旧诗之不同处，不仅在文字方面，诗的艺术整个的变了”，所以，新诗的“新颖，在中国文学里新颖；这样的诗若译成外国文便不新颖了。”（《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这说明，新诗，与外国诗(主要是西洋诗）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高晓松的这种翻译法对英文和旧诗文字二者的功力要求较高，但是相比于其他相对“直译”的样态译诗离原诗的句读也稍远。倘若用旧诗体翻译，更会面目全非。闻一多说：“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这种诗意的美，完全靠‘句法’表现出来的。”他还举了一个翻译的例子：“‘峨眉山月半轮秋’（Theautumn moon is half round above Omei Mountain闻一多依据小畑薰良译本），把那两个the一个is一个above去掉了，就不成英文，不去，又不是李太白的诗了。（此处‘两个the’似乎与引诗不同。）”所以，“我讲到了用自由体译乐府歌行最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看了好几种用自由体的英译本得来的。……因为自由体和长短句的乐府歌行，在体裁上相差不远；所以在求文字的达意之外，译者还有余力可以进一步去求音节的仿佛。”（《英译李太白的诗》）因此像唐诗这样的传统诗歌样态是很难翻译成英文的，反之亦然。这里的文字、句法肌理，冯文炳一句话讲到了点子上:“西洋诗里的文字同散文里的文字是一个文法，故我说中国旧诗里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同理，新诗里的文字同现代散文里的文字也是一个文法。翻开胡适的《尝试集》，前期诗歌还不脱诗词腔，而后期诗歌在形式上几乎脱胎换骨，他在《谈新诗》里就点出了以上所述之理。故我们会觉得电影里用到的这位英国诗人的诗就是一首精彩的中国新诗，倘若隐去作者的话。

新诗运动，一方面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旁支，另一方面又直接受到西洋诗的影响，前者的因素使新诗摆脱了旧诗文字的文法体系，而取白话文（散文）的文法，而西洋诗那种诗文文法一致的现成样本正好作为新诗借鉴的鲜活材料。新诗最初之所以称作“白话诗”，确实说到了要害处。西洋诗对新诗的影响，各种流派方法的引进还在其次，主要还在这个“言文一致”的“文法”上。有了这个参照系，新诗才摆脱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诗的文字”和“句法”的营造结构方式和韵律系统。是好是坏另当别论。

旧诗文字一音一义，以及如上所说的旧诗“句法”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扬了中文字在形音义方面的联想功能，也为以平仄为基础的韵律奠定了基础。新诗文字如胡适所言，一义多音（字）的趋势明显，且文法与散文同，以平仄为基础的韵律和音义对称功能消退。现在批评新诗的人，常拿旧诗的这一优势非难之，其实是欠公平的。当然这跟当年新诗运动的倡导者对旧诗的同样不公平是分不开的。其实，新诗与旧诗基于如上所说的不同的“文法”系统，两者在形式上完全是两个品种，距离比唐诗之与宋词还大。章太炎当年嘲讽新诗说：诗“以有韵无韵为界”，“诗本旧名，当用旧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别造新名。如日本有和歌、俳句二体。和歌者，彼土之诗也。俳句者，彼土之燕语也”。（《答曹聚仁论白话诗》）语辞虽尖刻，却也不无道理。

新诗就没有它自己的长处与优势了吗？狄兰·托马斯的这首诗是一面镜子。

新诗丢失了（或者部分丢失了）旧诗收敛凝聚情感的文字与句法的紧凑性与联想性功能，却放开了张扬情感的“大叙事”闸门。狄兰·托马斯这首诗，从诗人面对弥留之际的父亲这个情景原点出发，把父亲一生的光辉与缺憾，把诗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人与自然、有限与永恒等等命题的思考，以高度融化而成的情感能量顷刻爆发出来。而意趣、内在概念的演绎上，则层层推进，情绪流如滔滔江河，推波助澜，逐浪前进。《星际穿越》导演的慧眼，将诗歌置于更恢宏的情景时空，又使得诗歌与电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种诗歌样态所产生的震撼效果，是紧凑内敛的传统诗歌主流所鲜见的。

当然，从文字、文法和形式上脱离了旧诗系统的新诗，仍然有一个向旧诗学习的课题，一种反映在紧凑含蓄背后的思维方式。因为中文诗毕竟不是西洋诗。事实上，再怎样“直译”这首诗，隐藏在文字与意象背后的更深广的文化与思维元素我们仍然把握不透。例如，对“goodnight”的译法就看到“良夜”、“良宵”、“长夜”和“黑夜”多种。电影用的是“良夜”，似乎更“直译”一些；其他几种都是掺和了译者主体情绪和主观解读的“意译”。原文一旦译成中文，会产生依附于文字上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集体认同和联想。这种联想是否符合原文意思呢？另外，“goodnight”是否具有某种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我手头有一本黄杲炘翻译的英汉对照本《英国抒情诗100首》，其中有一首皮科克的《悼爱女》，现录一节：“长夜接替你短暂的白天，/啊，凋萎了的花朵！难道，/我们对你的焦虑和关切/能被灰墓和草地埋掉？”（Longnight succeeds thy little day/O,blighted blossom!can it be/Thatthis gray stone and grassy clay/Haveclosed our anxious care of thee?）看来“长夜”算是有对应的相似意蕴的用法。我请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帮忙查询一下“goodnight”，比如有没有可能某首古诗用了这个词而成为一种经典的文化特指？没有结果。电影里布兰德教授在和墨菲对话中说：“我不害怕死亡，我是一个老物理学家，我害怕的是时间！”这句内涵深邃的言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goodnight”的底蕴。

无论如何，由一部电影而引出对一首诗歌乃至新诗的兴趣总是幸事。在新诗史上，由一首外国诗的翻译引起对新诗的思考与探讨的例子不在少数。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因觉得当时草创期的新诗缺少精炼与含蓄等质素，亲自翻译并介绍了不少日本俳句以作新诗的参考。俳句受限于十七音，观念又与中国传统诗歌相通，因此同样具有紧凑、含蓄，意境高远的特点。其中有一首芭蕉的俳句：“古池や蛙とごこむ水の声”。字面意思是：“古池、蛙、跃入水内、声音。”周作人将其翻译成“古池——是青蛙跃入的声音。”后来有梁宗岱等诗人纷纷加入了翻译的尝试。梁宗岱的翻译版本是：“古池呀——青蛙跳进去的水声。”梁宗岱虽是精通西文的新诗大家，但是他也承认还是周作人的翻译堪称佳作。确实，梁宗岱的翻译过于迁就散文句法而丢失了韵味，而周作人的翻译，尤其一个“是”，把“古池”、“声音”在“感觉的交错”（通感）手法的作用下，将围绕古池的物象融在一个混化无迹的情景之中，意境更清幽、朦胧，句法紧凑而又不失散文的自然流畅。这次围绕俳句翻译的诗坛佳话，对新诗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希望《星际穿越》能带来如此影响与收获。

文/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