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那时我在小镇念书，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劈头盖脑一顿打。班上的小孩子，谁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戆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任凭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可能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办公室门口：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打死不要紧。

那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大家，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

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隔壁桌的晓玲。

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稀疏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仿佛对于解方程之类不太好使，考试总是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地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了爷爷家的竹林，才选定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大大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下午的数学课上，风云突变，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扬起手，“啪”的一声，教鞭重重地砸在她的头上。

我听到有人吃吃地笑，那教鞭，是晓玲亲手做的。

啪，啪啪！

侬哪能噶戆额啦！

我们都哄笑起来。晓玲涨红了脸，强忍着泪，一声不吭。

下课了，她趴在课桌上，一直到放学都没抬起来。

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下午，随着一声男人的怒喝，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办公室，依稀听到几句“叫你逃课”、“小小年纪不学好”，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

晓玲抱着书包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满面泪痕。她更沉默了。以前她喜欢唱歌，经常参加学校的晚会或歌唱比赛，那天以后再也没听她唱过。

勉强读到初二，晓玲退学了。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听说她进了工厂，又早早结婚，再以后，就没了她的消息。

不知怎么的，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忍住的泪，沉默倔强的身影，还有离开校园时回头那一瞥。

我无意责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她还用微薄的薪水，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有时我觉得，她就像那句雷锋语录那样，时而春天般温暖，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有一次作文题目是“____像妈妈一样”，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了她，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严厉暴躁的妈妈。

又过了很多年，听说她被投诉了，家长告到教育局。她因此失去了上课的资格，被安排去看图书馆，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有一次回小镇，我在小巷子里遇见过她，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无可置疑，她是爱学生的，用她的方式。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童年只有一次。伤害就是伤害，无论是以爱的名义，以恨的名义，还以因爱生恨的名义。